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张广建调任顺天府府尹，执掌京畿重地，足见袁世凯对他的信任。1914年，面对清亡后甘肃地方势力割据、政局动荡的局面，袁世凯决意派遣亲信掌控这一西北要地，张广建被任命为陕甘筹边使，率领一支北洋混成旅西进甘肃，开启了他长达七年的治陇生涯。
初抵甘肃的张广建，面对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烂摊子。清王朝覆灭后，甘肃各地军阀割据，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前几任都督均因缺乏武力支撑而未能站稳脚跟。深谙乱世生存法则的张广建，一到任便以武力为核心巩固权力：将所率北洋混成旅扩编为左右两军，在全省各县建立警备队，形成严密的军事控制网络；同时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拉拢甘籍将领陆洪涛，迫使回族实力派马安良率部退回河州，仅用三四个月便牢牢掌控了甘肃军政大权。
张广建推行“皖系垄断”政策，大量任用安徽籍亲信与同乡。他的多名姻亲被直接任命为县长，省政府关键部门均由其心腹把持，当时兰州流传的“早上会说安徽话，晚上就有洋刀挎”的民谣，生动揭露了这种任人唯亲的官场生态。为强化个人控制，他还从安徽老家招募千名精壮组建卫队三营，由亲信孔繁锦统领，形成了以地缘、亲缘为纽带的权力核心，为日后的大规模敛财铺平了道路。
张广建在晚清税制基础上，新增警备队税、烟亩税等多种税种，地丁银附加税层层加码，部分地区税负较前清增加数倍。同时通过发行强制公债、变相借款等方式，从民间大肆搜刮资金，这些收入极少用于地方建设，大多流入私人腰包。
民国初年甘肃鸦片种植泛滥，产量居全国第五，张广建不仅不推行禁烟，反而将鸦片税作为财政支柱。从种植许可、运输关卡到销售渠道，官府全程介入，通过征收高额税费和参与垄断经营，攫取巨额灰色收入。
当时甘肃官场实缺明码标价，县长、税局局长等职位可直接用钱购买，司法案件也以贿赂多少定输赢。这种系统性腐败让官僚体系沦为敛财机器，层层盘剥最终全部转嫁到百姓身上。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后张广建失去中央靠山，甘肃地方势力趁机发难。宁夏护军使马福祥联合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等地方实力派，通电北京政府揭露其贪污殃民的罪行，拒绝接受其统治。甘肃各地民众反抗此起彼伏，1916年陇东抗税运动、1918年临洮起义虽遭镇压，但已严重动摇其统治根基。
眼见大势已去，张广建决定撤离甘肃，首要难题是如何将巨额财富安全运出。他精心筹划后，组建由亲信孔宪廷率领的羊皮筏子运输队，将财宝沿黄河运往包头，再转道京津。不料船队行至宁夏平原时，被马福祥派出的军警拦截，要求扣留财物并公开甘肃财政收支。双方僵持不下，最终张广建通过北洋政府调解，传闻支付百万银元“买路钱”后，船队才得以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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