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光看1949年开国大典那会儿的照片，你准会以为有位老先生走错了地方。
人家都是一身崭新的灰布干部服，要么就是洗得发白的军装，精神头十足。
偏偏人群里有这么一位，穿着一身青布长袍，戴着个小瓜皮帽，下巴那儿还留着一把长长的白胡子。
这打扮，搁在清朝末年是一点不稀奇，可放在这红旗招展的新中国，就显得那么扎眼。
这位老先生，就是张澜。
他那时候快八十岁了，走在准备建国的一帮年轻人中间，活脱脱像个从故纸堆里钻出来的“前清遗老”。
那些从根据地、从战场上刚进城的年轻干部，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眼睛里冒着光，看啥都新鲜。
可一瞧见张澜老先生这身行头，心里就犯嘀咕了。
大家伙儿私底下悄悄议论：这老先生，穿得跟咱们格格不入，他能懂咱们要建立的是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吗？
这可是工农兵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他那一套，还能跟得上趟吗？
这种窃窃私语，虽然声音不大，但那股子疑惑的劲儿，藏是藏不住的。
这话儿，兜兜转转，还是传到了朱德总司令的耳朵里。
朱老总这人，厚道，实在，不爱绕弯子。
他瞅见底下一些年轻同志那点小心思，也没板起脸来训人。
就在一次人都在的会上，他当着大家的面，把话给挑明了。
他那双看过千军万马的眼睛扫了一圈，然后不紧不慢、但字字千钧地扔出来一句话。
他说啊：“你们都觉得自个儿是革命的老资格了，是吧？
我跟你们讲，论起干革命，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绑一块儿都没他早！”
这一个“他”，指的就是那个穿着长袍、留着白须的张澜。
话音一落，底下鸦雀无声。
那些刚才还在嘀咕的年轻人，脸上一阵红一阵白，都懵了。
大家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神里全是问号：怎么可能？
这老先生看着比谁都守旧，革命资历还能比咱们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人还老？
朱老总看大伙儿那副吃惊的样儿，没停下。
他就像个讲故事的老人，不急不躁地，把张澜这个人这辈子的事儿，一件一件，掰开揉碎了讲给大家听。
这一讲，就像是揭开了一段被灰尘盖住的往事，在场的好多人才头一回知道，眼前这位看着温和的老人，他的革命生涯，得从大清朝还没完蛋那会儿算起。
这事儿得从1911年说起。
那年头，大清朝已经是根烂木头了，眼看就要倒。
为了再多喘几口气，清廷那帮当官的想了个馊主意，说要搞“铁路国有”。
听着挺好，可实际上呢？
就是要把四川人、广东人用血汗钱好不容易从洋人手里赎回来的铁路修筑权，再转手卖给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的银行，换几个钱花。
这不就是明抢吗？
还是把自家东西抢了送给外人。
这一下子，就把天府之国的四川人给惹毛了。
四川那地方，民风向来彪悍，有“天下未乱蜀先乱”的说法。
消息一传开，整个四川盆地都炸了锅。
那时候，张澜是川汉铁路股东会的副会长，算是个领头的。
他可不是那种只会动嘴皮子、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
眼看四川人的家底要被朝廷给卖了，他第一个站了出来。
在成都开股东大会，他直接就跳到台子上去了。
他指着当时办这事儿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名字骂，说这就是卖国贼，是把四川人的心肝掏出来喂狗。
那演讲，说得是声泪俱下，台底下的人听得个个热血沸tering。
他当场就号召大家伙儿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跟朝廷对着干。
你别说，张澜这人就是有号召力。
不到十天功夫，加入同志会的就有十几万人，四川一百多个州县都有人响应。
大家罢市、罢课、不交税，用各种法子跟官府顶牛。
清政府那帮昏官，脑子就一根筋，觉得老百姓闹事，派兵镇压就完事了。
结果呢？
枪声一响，非但没把人吓住，反倒是火上澆油。
老百姓一看你動了真格的，那我们也不客气了。
“保路同志会”干脆升级成了“保路同志军”，抄起家伙就跟官兵干上了。
这场由张澜领头搞起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就像一根引线，直接点着了武昌起義的那个大炸药桶。
后来孙中山先生都亲口说过，要是没有四川同志的这次起义，武昌那边的事儿，指不定得晚上一年半载。
朱老总讲到这儿，会场里那些年轻同志的头都快埋到胸口里了。
他们哪儿想得到，自个儿还在穿开裆裤的时候，这位“前清遗老”就已经站在风口浪尖上，用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方式，去撼动一个快要完蛋的王朝了。
朱老总的故事还没完。
辛亥革命成功了，可张澜没想着论功行赏、当官享福。
等到袁世凱当上大总统还不滿足，非要当皇帝的时候，好多当年一起革命的兄弟伙都沉默了，有的甚至还跑去给袁世凯捧臭脚。
张澜不干这事。
他在四川南充老家，二话不说就扯起大旗，宣布独立，带着川军加入了讨伐袁世凱的护国战争。
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公开跟一个想当“皇上”的家伙掰手腕。
后来几十年，他虽然也当过四川省省长这样的大官，但他心里头最惦记的还是教育。
母亲去世后，他干脆辞了官，回到南充老家办中学、搞实业。
他觉得，救这个国家，光靠打打杀杀不行，得从根儿上救，得培养有知识、有骨气的新人。
抗战一爆发，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快七十岁的张澜又一次站了出来。
他跟黄炎培那些人一起，牵头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就是后来的民盟，还被大家伙儿推举为主席。
在重庆那个国民党的老巢里，张澜带着民盟，始终跟共产党站在一块儿，天天喊着要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搞独裁。
等到解放战争打到最后，老蒋的江山眼看就要玩完了。
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他煞有介事地要开什么“国民大会”，想拉几个社会上有威望的人过去给他撑场面。
张澜，就是他最想拉拢的人。
老蒋亲自上门，又是许诺高官厚禄，又是给钱塞好处，就想让张澜点个头，去南京给他站个台。
张澜那双老眼，跟明镜似的，看得比谁都清楚。
他当面就给老蒋顶了回去：“蒋先生现在已经是孤家寡人了，我们要是去参加你那个会，岂不是成了给你抬轿子的？”
这是他这辈子第二次，拒绝一个想当“皇上”的人。
这一拒絕，不光是给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判了死刑，也等于公开告诉所有人，民盟从此就铁了心跟着共产党走了。
第二年，他就以民盟主席的身份公开发表声明，号召大家伙儿一起“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同共产党通力合作”。
朱老总的故事讲完了，会场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那些曾经对张澜有看法的同志，这会儿再看这位老先生，眼神里全是敬佩和不好意思。
大家伙儿这才算彻底明白了，那件长袍，那顶瓜皮帽，裹着的根本不是什么陈腐守旧的脑筋，而是一颗经过半个世纪革命风雨冲刷，却从来没变过颜色的赤子之心。
那把长长的白胡子，记录的也不是年纪，而是一圈圈斗争的年轮。
开国大典的日子越来越近，周恩来总理这人办事心细，考虑到张澜老先生一辈子清贫，衣服都挺旧的，就特地批了一笔置装费，想让他做身新衣服，到时上天安门城楼也能体面些。
没想到，张澜一摆手，把这好意给谢绝了。
他对来人说：“国家的钱，就是老百姓的钱。
哪有把老百姓的血汗钱做成袍子，穿在我自个儿身上的道理？”
最后，他还是用了自己的那点积蓄，赶着做了一件崭新的蓝色布长衫。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张澜就穿着这件自己掏钱做的蓝布长衫，精神头十足地站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中间。
风吹动着他那把飘逸的白胡子，老人家的眼神，就那么定定地看着广场上那片欢呼的红色海洋。
后来，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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