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武汉众邦银行对助贷合作名单的调整引发市场关注。该行在12月30日更新的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名单中，13家融资担保公司被移出合作序列，而助贷平台方阵容基本保持稳定。这一变动不仅反映了金融机构在监管趋严背景下的风险出清趋势，也再次将“双融担”这一灰色操作模式推向风口浪尖。
被清退机构的合规隐患
此次被终止合作的13家担保机构中，多家存在司法或监管处罚记录。吉林省宏利融资担保有限公司2026年1月被列为被执行人，执行金额53万元，其法定代表人庞飞也被限制高消费；咸阳华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则因违反征信管理规定，于2025年8月被罚款6.5万元。
其中，新疆嘉合兴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嘉合兴融担”）的案例尤为典型。该公司实缴资本达10亿元，在新疆地区资本实力排名靠前，但合规表现却长期堪忧。新疆金融局公示信息显示，嘉合兴融担2023年、2024年连续两年监管评级为C级，属于需“限期整改”对象。回溯其历史，2020年至2022年期间，该机构已连续三年被纳入整改名单，合规短板明显。这种“高资本、低合规”的反差，不仅暴露了部分担保机构的经营隐患，也揭示了银行在合作机构筛选上的疏漏。
“双融担”乱象：隐蔽的利率突破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被清退机构涉及“双融担”操作，即通过引入两家担保机构，以不同名义拆分收费，变相突破24%的司法利率保护上限。例如，借款人孙亮2025年8月通过众邦银行与河北银行联合贷款10万元，合同约定年利率仅8.8%，但系统自动绑定两家担保机构：银鼎融担按年化15.2%收取担保费，使总成本接近24%红线；嘉合兴融担则额外收取4604元“担保咨询费”，将实际综合成本推高至34%以上。这种分拆收费的模式，本质上是将“砍头息”包装成合规费用，严重侵害借款人权益。
消费者投诉数据进一步佐证了问题的严重性。截至2026年1月，黑猫投诉平台涉及嘉合兴融担的投诉达59条，集中反映“莫名扣款”“费用不明”等问题。部分案例显示，借款人甚至在未主动申请贷款的情况下，遭遇该机构通过第三方支付渠道的小额划扣，金额从0.56元到数百元不等，且扣款时间包括凌晨等非正常时段。更棘手的是，多数投诉至今未获处理，暴露出机构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上的消极态度。
民营银行的扩张与风险平衡难题
众邦银行此次清理动作，实则是其激进扩张策略与合规压力博弈的结果。截至2024年6月末，该行个人贷款余额105.1亿元，其中41%（约43.8亿元）依赖第三方担保。这种“助贷+担保”模式虽能快速做大规模，但也将银行资产质量与担保机构深度绑定。
2024年财报数据揭示了潜在风险：尽管净利润同比增长26.21%至5.11亿元，但营收却下滑6.22%，利润增长主要依赖减值损失减少（从6.18亿元降至3.88亿元）。这种“缩表保利润”的策略，使得43.8亿元担保贷款成为资产负债表上的脆弱环节。一旦合作机构失能，连锁反应可能直接冲击银行资本。
历史教训亦未远去。2018年，众邦银行曾因合作平台“管家金服”涉刑案紧急终止存管协议，虽未造成直接损失，却暴露了合作方风控的漏洞。此次清理13家担保机构，可视为对过往问题的补漏，但根本症结在于：民营银行如何在规模冲动与合规底线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点？
监管与市场的双重考验
2025年10月出台的“助贷新规”已明令禁止变相收费，但“双融担”等灰色操作仍未被根除。石家庄法院受理的相关诉讼表明，借款人正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这或将成为倒逼机构规范化的另一股力量。
对众邦银行而言，清理问题合作方仅是第一步。建立动态化的准入筛查机制、强化费用透明度、优化投诉响应流程，才是避免重蹈覆辙的关键。而在更宏观层面，监管机构需进一步压实银行对合作方的管理责任，防止风险通过复杂的助贷链条向金融系统渗透。这场“瘦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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