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11日，台北。
刚升上二级上将不久的“国安局长”郑介民，突然死在了卧室的地板上。
没有任何心脏病史，也没有任何预兆。
唯一的线索，就是几个小时前，他在日月潭陪老蒋吃下的那半块西瓜。
讽刺不？
就在郑介民暴毙的一周前，他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蹲了十年的堂弟郑庭笈，刚刚拿到首批特赦令重获新生。
一个在国民党核心圈呼风唤雨的“情报头子”莫名暴毙，一个在共产党监狱里改造的“败军之将”却得以善终。
这荒诞的结局背后，藏着蒋家父子权力交接时最血腥的秘密。
那块要命的西瓜，究竟是谁递给郑介民的？
这事儿，得从程一鸣那本在此刻显得格外惊悚的回忆录说起。
很多人读特务历史，首选沈醉的《军统内幕》或《我的特务生涯》。
更重要的是，沈醉书里那个“既无能又贪婪”、被毛人凤排挤出局的郑介民，根本不是历史的真相。
翻开档案你会发现，郑介民绝非沈醉笔下的窝囊废。
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他非但这顶乌纱帽没丢，反而稳稳压了毛人凤一头，官至“国防部次长”。
后来蒋家父子为了统摄所有特工机构组建“国家安全局”，首任局长正是郑介民。
毛人凤死后想追赠二级上将都困难重重，而郑介民活着就是二级上将，死后更是追赠一级上将。
就连老蒋的心腹唐纵，也在日记里对郑介民评价极高：“战略眼光精确长远，又具研究精神。”
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职业特务”，怎么说死就死了？
真相掌握在郑介民的老部下、原军统局行动处处长程一鸣手里。
据程一鸣在《军统特务组织真相》中爆料，那天蒋介石在日月潭召见郑介民，气氛看似融洽。
聊得兴起时，老蒋亲手切了一块西瓜递给郑介民。
面对这“天恩浩荡”，郑介民却只敢吃了一半，趁老蒋不注意，将另一半悄悄扔进了潭水里。
即便如此小心，回到台北家中后，郑介民还是感到腹痛难忍。
他对妻子柯漱芳说起那块西瓜，满脸惊恐。
当晚柯漱芳被朋友拉去看电影，半夜回家时，赫然发现丈夫已经僵硬地躺在卧室地板上，早已气绝身亡。
柯漱芳也是个烈性女子，事后对着亲友大骂：“是蒋介石害死了我的丈夫！”
老蒋为什么要杀这个曾经的莫斯科中山大学高材生、黄埔二期且对自己忠心耿耿的特务头子？
程一鸣分析得透彻：一方面是为蒋经国“拔刺”，另一方面是因为郑介民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魏德迈和马歇尔曾越过蒋家父子直接邀请郑介民访美，他以为跟美国人搞好关系是保命符，却不知道这恰恰触了老蒋“挟洋自重”的逆鳞。
为了给儿子铺路，老蒋手里的屠刀，从来不分亲疏。
进了共产党战犯管理所的堂弟郑庭笈活到了1991年，而在台湾享尽荣华的亲哥郑介民和亲弟郑挺锋，却都死在了蒋家父子手里。
郑介民死时六十二岁，他弟弟郑挺锋死时只有五十七岁。
哥哥死后，蒋经国曾派人去台中拉拢时任副军长的郑挺锋，许诺只要他来台北见一面，就升他做正军长。
郑挺锋也是个硬骨头，当场怼了回去：“我做了蒋经国老子的一辈子副军长，还要做蒋经国的军长？”
这句话，程一鸣知道，遍布耳目的蒋经国当然也知道。
没过多久，郑挺锋在看完电影回家后，也像他哥哥一样，“突然”死在了家里。
兄弟二人死法如出一辙，明眼人都看得出是被人做了手脚。
但在那个特务横行的年代，谁敢多说半个字？
说到这儿，不得不提另一位死因蹊跷的一级上将——“小诸葛”白崇禧。
程思远记得清楚，白崇禧死时“尸体呈铜绿色，衬衫被撕成碎片，遍体抓伤”，这显然是中毒后极度痛苦挣扎的惨状，绝非自然死亡。
1966年白崇禧暴毙时，蒋经国已经以“国防部长”的身份接管了大部分权力。
而早在1951年就晋升二级上将的孙立人，也被软禁了三十多年。
孙立人、张学良是熬死了老蒋，送走了小蒋，才勉强获得自由；而白崇禧和郑介民，这两位没能熬过蒋家父子“政治交接期”的上将，不是死在了战场上，而是成了权力交接的祭品。
看懂了这四位上将的遭遇，我们再回看1950年的“吴石案”，就会有一个极其残酷的答案。
很多人为吴石将军感到惋惜，认为如果他坚决不承认毛人凤的指控，哪怕没有直接证据，或许能保住一命。
但这实在是低估了蒋家父子的狠辣。
解密档案显示，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郑介民有个同期同学叫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此人正是蒋经国。
就是这个“建丰同志”，在吴石案中态度极其坚决，支持毛人凤深入调查，并与其父一致认为：吴石必须死。
严如平在《蒋经国传》中记录了一组令人窒息的数据：仅1950年上半年，特务机关处理的案件就达三百件，牵涉逾千人。
3月22日一天就枪杀三百余人，次日又处决了一批“共嫌”高级军官，包括中将六人、少将十三人。
在那场疯狂的“政治肃清”中，约五万人被捕，四千人被枪决。
而据后来被捕叛变的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供述，当时全台湾真正的地下党员不过九百人。
也就是说，那四千多个冤魂中，绝大多数根本不是共产党。
老蒋的逻辑很简单：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
连郑介民这样位高权重的“特务头子”，连白崇禧这样战功赫赫的一级上将，仅仅因为“功高震主”或“不听话”就被秘密处决，更何况是已经被蔡孝乾出卖、搜出了在此潜伏凭证的吴石？
所谓的“审判”，不过是走个过场；所谓的“证据”，不过是给杀戮找个借口。
1959年，郑介民吞下那半块西瓜时，或许想起了九年前被枪决的吴石。
在权力的绞肉机面前，无论是潜伏者还是忠诚者，只要挡了路，下场没有什么不同。
唯一的区别，只是死在刑场上，还是死在卧室的地板上。
那个年代的台湾，没有法律，只有蒋家的家法。
吴石将军的牺牲，不是因为他不够谨慎，也不是因为他承认了身份，而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为了维护独裁统治，早已杀红了眼的政权。
当那块西瓜递过来的时候，结局就已经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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