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月，台北，蒋经国办公室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一样，死一般的寂静中，只听得见纸张翻动时那清脆又刺耳的声响。
蒋经国死死盯着桌上那四份所谓的“绝密文件”，眉头拧得像个解不开的死结。
要知道，这可是花了重金从香港搞来的“中共中央最高机密”，里头甚至还有陈毅元帅的内部讲话。
可读着读着，他猛地站起身，把那一沓文件狠狠摔在了地上。
这哪里是什么机密情报？
这分明就是个天大的笑话！
满篇都是错别字不说，语病连篇，甚至连最基本的公文格式都是错的。
就在几个小时前，他还满心欢喜地准备重赏那个立下“奇功”的特务。
谁能想到，这份让台湾高层如获至宝的惊天情报，竟是一个在香港端盘子的服务员编出来的？
这出荒诞大戏，咱们还得把时间往回拨一个月，从香港九龙说起。
1963年8月的香港，正值酷暑。
特务倪维乐神神秘秘地找到了他在保密局的上级，做贼心虚地塞过去几张纸。
上级低头一看标题——《中共中央文件》、《国务院会议纪要》，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要知道，那个时候老蒋正做着“反攻大陆”的春秋大梦，对情报的渴求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
那位上级根本没顾得上细看内容，只觉得升官发财的机会就在眼前，立马自掏腰包买了机票，带着这几张纸飞回台北邀功去了。
这事儿的根源，说到底还在蒋介石自己身上。
进了60年代，大陆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老蒋觉得这是天赐良机。
他一方面整军备战，一方面拼命往大陆撒特务。
不管是军事、经济还是文化情报，只要是沾了“那边”的边，统统都要。
这时候肯定有人要问了：专业的特务都去哪儿了？
早些年，像吴石、朱枫那样潜伏的高级卧底，因为蔡孝乾的叛变，早就被大陆连根拔起。
剩下的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务，只要敢踏入大陆一步，往往还没来得及开展工作，就被警惕性极高的军民扭送公安局了。
没人用怎么办？
那就招“临时工”。
蒋氏父子也是急红了眼，不管是流氓地痞还是贩夫走卒，只要肯干，给钱给枪。
为了防止这帮人拿钱不办事，台湾方面还搞了一套严苛的“绩效考核”：不准去大陆公款旅游，必须带回有价值的情报，否则不仅没赏金，还要受罚。
这下好了，压力全给到了这帮“临时工”身上。
倪维乐就是这么个典型的“临时工”。
他本职是香港一家娱乐城的侍应生，当初也是贪图赏金才入了伙。
可入了伙之后他才发现，这钱拿着实在是烫手。
去大陆？
他一百个不敢。
那边公安那么厉害，自己这种半吊子，去一个抓一个，这哪里是去执行任务，分明是去送死。
可不去？
上级催命似的要情报，还要追回之前的活动经费。
横竖都是个死，倪维乐被逼急了，脑子里突然蹦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他向娱乐城请了长假，谎称要去大陆执行秘密任务。
实际上呢？
他哪都没去，就在九龙郊区租了个破房子，买了好酒好菜，舒舒服服地躲了起来。
眼看着交差的期限到了，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一台大功率收音机，没日没夜地收听大陆的广播。
他又托人买来一堆大陆的报纸杂志，那是剪刀加浆糊，东拼西凑。
这招“移花接木”，硬是让他炮制出了那几份所谓的“中共中央文件”。
倪维乐是越编越兴奋，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天才：既不用去大陆冒险，又完成了上级的任务，还能领到巨额赏金，这简直是一箭三雕的好事。
但他忘了一点：编情报，那也是需要文化的。
视线回到台北。
那几份文件一送到情报处鉴定，立马就炸了锅。
情报分析员越看越觉得这是在侮辱自己的智商：大陆的公文向来严谨，这几份东西写得却像没毕业的小学生作文。
如果大陆高层的水平真就只有这样，那反攻早就成功了。
蒋经国得知真相后，气得手都在抖，当场怒吼：“把人给我抓回来！
我要看看他到底长了几个胆子！”
一道密令迅速传到香港。
倪维乐接到通知，说他立了大功，长官让他立刻回台北受赏。
傻乎乎的倪维乐做着发财梦下了飞机，刚落地还没来得及看清台北的风景，就被几个黑衣人塞进了汽车。
一顿“特殊照顾”之后，他竹筒倒豆子，全招了。
审讯室里，倪维乐哭丧着脸，鼻涕一把泪一把：“我就是听听广播，抄抄报纸，剩下的全是编的…
真相大白了，可蒋经国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因为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发现了一个让他更加绝望的事实：倪维乐不过是冰山一角。
这就是著名的“蟑螂理论”——当你发现屋里有一只蟑螂时，说明墙缝里已经挤满了蟑螂。
原来，那帮拿钱办事的“临时工”特务，绝大多数都在干着和倪维乐一样的事。
他们都在通过公开的报刊广播，“加工”甚至杜撰情报。
之所以其他人没露馅，不是因为他们更忠诚，而是因为他们比倪维乐文化水平高一点，编得更圆润，更像真的。
他们懂得把真消息掺进假文件里，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连台湾情报局的那些分析专家都被骗得团团转。
这甚至已经形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
怎么办？
全杀了吗？
蒋经国手里捏着那份长长的名单，最终长叹了一口气。
真要深究下去，整个情报网就彻底瘫痪了。
既然大家都在演戏，那就把这出戏演到底吧。
1963年底，这起荒唐的“假情报案”只能草草收场。
倪维乐作为那个倒霉的典型被通报处理，而其他更为精明的“编剧特务”，仅仅收到了内部警告。
蒋经国只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这事儿之后，特务们确实收敛了一些，不敢再明目张胆地胡编乱造。
但这也导致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后果：既然编故事会被抓，真情报又搞不到，那干脆就少报、不报。
于是，从1964年开始，台湾对大陆的情报工作业绩断崖式下跌，再也没能打开过什么“新局面”。
蒋氏父子那“反攻大陆”的宏图大业，最终不仅败在了现实面前，更碎在了这群靠收音机和报纸编故事的特务手里。
所谓的“情报战”，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
历史有时候比小说更荒诞，也更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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