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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永浩与贾国龙对线事件，人民日报已经发了5篇文章。
这可相当稀奇，罗贾事件只是经济大潮中的几朵浪花，与国家重大路线、政策并没有关系，且两人微博已被禁言，人民日报此举，好听一点说，是高射炮打蚊子，再好听一点，是打落水狗，再好听一点，是下山摘桃子。
总之是绝对赢、多赢，秦始皇摸电门，赢麻了。
5篇文章中，第1篇批罗永浩，第2篇批贾国龙，第3篇批大V，第4篇批平台，第5篇表扬自己。
贾国龙看到第一篇时激动万分，奔走相告：“人民日报重大表态！”第2天人民日报说他“看似强硬实则颟顸”，贾国龙马上立正敬礼：“西！贝！贾！国！龙！一！定！对！照！反！思！学！习！改！进！”
我相信，这15个感叹号都是满满的忠诚，绝对没有一个有多余的想法。
老贾确实不太懂公关和舆论，其实这件事中谁是谁非对人民日报而言根本就不重要，人民日报觉得自己说话算话才重要。
有一个故事说，猪圈里两头猪打架，主人不会在意谁欺负了谁，而是抄起棍子给两头猪各几下，目的是让它们不要乱吵乱叫。
人民日报的这5篇文章，写得并不高明，我前天写过就“三评西贝”，与人民日报商榷6个问题。在前3篇中，人民日报最主要的目的已经显现，那就是：
我要掌握网络舆论裁判权，大家不要乱说乱讲，都听我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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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写多篇评论：
主流媒体必须主动担责。主力军挺进主战场决不能落空，必须对偏颇的、不良的网络舆论言行敢于亮剑、敢于批评，廓清迷雾、拨云见日，决不能因怕所谓“舆情”而失声失语。
如果主流媒体不触碰大众关心的网络热点焦点话题，不发出清醒理性的真知灼见，在网络上何以为主流、何以能主导？
所谓主流媒体，值得就是人民日报自己。第2篇文章说，“人民日报评论”公众号就西贝关店事件发表首篇评论，引发全网关注热议、转发转载，体现了网络舆论对主流媒体发出清醒理性声音的呼唤与期待。
颇有顾盼自雄的意味。
这些话，听起来有些奇怪。作为媒体，对某件事情要不要评论，怎么评论，你完全没必要做出解释。
我猜想，这些说法不是要说服读者，而是为了说服同事。也就是说，人民日报评论部可能有人并不觉得人民日报需要下场对这样的事情做出表态。
5篇评论用了很多褒义词来表扬自己，比如理性、深层次、激浊扬清、拨云见日，消弭歧见、凝聚共识等等。怕说服力不够，又说自己“之所以能成为主流、主导、权威，不在嗓门大、调门高，而在站得高、看得远，把事说清、把理讲透”。
但只需要看下“不少企业家”、“许多企业家”、“绝大多数网络大V”、“不少人”、“众多网友”这些编的词，就知道人民日报这几篇文章是靠感觉，而不是事实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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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对自己期许颇高，说“主流媒体的一锤定音、定音鼓作用就在于，促进大众在相互交流探讨中形成更大共识。”
这5篇文章是否做到、以后能否做到暂不讨论，但它过去是否做到过，却是相当清晰而确凿。
近50年来，中国经历了几次重大路线、方向选择的思想交锋，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凡是”与改革开放之争、“姓资姓社”之争。那么，在历史关键时刻，人民日报是否做到拨云见日呢？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两个凡是”。我们知道，中国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就是从破除“两个凡是”开始的。
到了90年代初，改革陷入停滞，中国来到关键时刻。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任中宣部长王忍之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将市场化、私有化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绑定，否定市场经济取向。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信念》。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集中攻击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以及道德伦理方面的集体主义，竭力美化资本主义。”
1991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发表了上海谈话。2月15日，解放日报发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号召改革。3月15日，人民日报针锋相对，发表《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
又过了3个月，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甚至重提阶级斗争。到了10月，人民日报又发评论，说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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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人民日报那时的评论，可以说相当荒谬和可笑。现在人民日报说自己要激浊扬清、一锤定音，也一样可笑。
其实对人民日报，本不该对它有所期待，它的定位就在于传达在于声量，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说明它很难产生创新型突破型思想。
即是如此，安心做一个喇叭吧，何必又那啥又那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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