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三个多得”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继承与创新，是对“十五五”时期发展新形势与新任务的精准回应，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杜伟杰 金通 洪晓琳
收入分配制度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激发市场活力、实现发展成果共享的基础性安排。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出“健全各类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初次分配机制，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三个多得”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继承与创新，是对“十五五”时期发展新形势与新任务的精准回应，对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值得关注的是，近日，“增收”被频频提及。1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制定和实施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2026年财政工作重点任务之一是积极发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作用，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明确，今年发展改革重点工作内容之一是“多渠道促进就业增收”。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周陈透露，有关方面正在研究制定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可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切实提升居民收入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
01
“三个多得”的丰富内涵
“三个多得”相互关联、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激励社会奋斗、优化收入分配的核心价值导向，其深刻内涵需置于“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予以把握。
第一，这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公平基石。共同富裕并非结果的平均，而是机会的公平与发展成果的共享。“三个多得”首先筑牢了“多劳者多得”的底线公平，确保辛勤劳动获得基本回报。进而构建了从“多劳”到“技高”乃至“创新”的向上通道，意味着无论劳动者身处何种岗位，均可通过提升自身人力资本与创造能力来增加收入。这一导向有助于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优化社会收入结构，是夯实共同富裕社会基础、确保其进程行稳致远的关键路径。
第二，这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在于科技创新与高素质人才。“三个多得”精准对应了其内在需求：“创新者多得”激励源头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技高者多得”回应产业升级对能工巧匠的迫切呼唤，保障创新成果的高效转化；“多劳者多得”则稳定实体经济的基本劳动力供给。该机制旨在让知识、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市场价值得到充分认可，从而全面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根本动力。
第三，这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扩大内需、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根本在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三个多得”直指居民收入增长，特别是广大普通劳动者与专业人才群体的收入提升。当亿万劳动者凭借勤劳、技能与创新获得更丰厚的市场回报时，全社会的消费潜能与升级意愿将系统性增强，从而形成“收入增长—消费升级—产业进步—收入再增长”的强劲内生循环，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
第四，这是营造奋发有为社会风尚的价值标尺。“三个多得”向社会传递了“贡献决定报酬”的清晰信号，宣告致富源于诚实劳动、卓越技能与智慧创造，而非投机或特权。它弘扬了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有助于引导全社会形成依靠奋斗获取幸福、通过创造实现价值的普遍共识，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广泛的精神力量与实干合力。
02
促进“三个多得”的实践要义
将“三个多得”的蓝图转化为现实，需聚焦关键环节，实施精准务实、兼具创新性的实践策略。
第一，夯实“多劳者多得”基础，让勤劳致富更有保障。“多劳者多得”是收入分配制度的基石，其实现关键在于构建一套能精准识别、衡量并兑现基础性劳动额外贡献的微观分配机制。
一是建立透明的劳动报酬市场参照体系。针对部分劳动者市场议价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需强化由政府引导、行业协同的岗位薪酬调查与信息发布机制。重点加强一线生产服务岗位的薪酬数据采集与定期发布，为劳动者择业与企业建立合理薪酬体系提供客观、透明的市场基准，促进劳动报酬与市场价值更好对接。
二是推动工资集体协商走向纵深。破解集体协商形式化问题，关键在于增强其针对性与实效性。应在中小企业与新业态行业重点推广区域性、行业性协商，围绕基础工资、劳动定额、超额劳动补偿等核心议题形成示范性条款。工会组织需强化指导与服务能力，助力职工就“多劳”的具体标准与“多得”的实现方式开展实质性协商，将分配原则转化为企业内部具体规则。
三是构建“多劳者”向“技高者”转化的赋能通道。为避免劳动者因技能停滞而陷入“多劳低薪”困境，必须使技能提升资源广泛覆盖至普通劳动者。应鼓励企业将技能培训深度融入人力资源管理，建立培训与晋升、薪酬挂钩的机制。政府可探索推行“职业技能培训券”等直补方式，提升劳动者自主参训的灵活性与针对性。同时，大力推广企业新型学徒制，实现“在工作中学习、在岗位上成长”，助力劳动者实现技能与收入同步提升。
第二，聚焦“技高者多得”关键，让技能致富更有奔头。实现“技高者多得”，关键在于构建一套使高技能贡献者能够获得相应高水平回报的市场化评价与分配机制，确保技能作为一种关键生产要素，系统性保障其价值实现。
一是构建前瞻性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技能培训需紧密对接数字经济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前沿，动态发布紧缺人才目录。鼓励龙头企业开放资源，主导开发职业技能标准与课程，建设共享型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深化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园区协同育人，探索“工学一体、岗位成才”的培养新模式。
二是打破技能人才职业发展壁垒。全面落实多层级、贯通式的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确保等级晋升与薪酬待遇直接联动。深化企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改革，使评价标准贴合生产实际，实现“谁用人、谁评价”。推动高技能人才在薪酬待遇、职业发展、社会荣誉等方面，与工程技术、管理人才享有同等机会与地位，探索设立“首席技师”“特级技师”等顶尖岗位并赋予其相匹配的权责利。
三是塑造“技能即财富”的社会认知与制度环境。在推进“扩中提低”行动中，将技能投资明确为最具价值的人力资本投资。可探索建立个人“终身职业技能账户”，完整记录、认证各类技能积累，并将其作为享受补贴、薪酬谈判乃至城市公共服务的重要凭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提升技能人才的社会声望，引导社会观念从“唯学历”向“重能力”转变，让年轻人认识到技能成才同样前景广阔、受人尊重。
第三，突破“创新者多得”前沿，让创新致富更有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创新者多得”，其核心在于跨越从“知识产权”到“知识产财”的制度性鸿沟，构建一个能让创新价值在全生命周期内被持续发现、评估并回报的产权与利益分享体系。
一是深化职务成果产权与收益分配改革。针对职务发明创造激励不足的难题，应全面推广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的改革试点。积极探索“产权共有、收益共享”模式，允许科研团队与单位按约定比例共享专利权及其转化收益，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长期激励纽带，从根本上激发成果转化内生动力。
二是健全新型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机制。面对数据、算法等成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新趋势，亟须研究制定其参与收入分配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在企业层面，鼓励设计针对数据挖掘、算法优化等核心贡献团队的“价值创造分红”方案。在宏观层面，加快探索数据要素的产权界定、价值评估与交易规则，为数据要素贡献者获得市场化报酬提供制度保障。
三是完善覆盖创新全链条的多元激励体系。创新激励应差异化、精准化。对于从事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的人员，需建立以学术价值和社会长远贡献为导向、包容失败的稳定支持机制。对于从事应用研发与成果转化的人员，应强化股权、期权、项目收益分红等中长期激励，使其回报与市场成效紧密关联。同时，优化科技创新税收政策，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并完善内部分配，最终形成适配不同创新规律、激励相容的多元化激励生态。
03
深化改革创新
构建促进“三个多得”的体制机制
实现“三个多得”的常态化、长效化，归根结底要靠制度。必须通过系统性、协同性的体制机制改革，为这场深刻的分配变革保驾护航。
第一，健全市场决定与政府调控协同的初次分配机制。核心是充分发挥市场评价贡献、决定报酬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弥补市场失灵、维护公平底线。政府需着力维护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破除各类就业与薪酬歧视。加强对新就业形态的薪酬指引与规范，防止算法等技术手段损害劳动者权益。健全并落实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切实保障低收入劳动者基本权益。
第二，完善精准有效的再分配与公共服务支撑机制。强化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工具的调节力度。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征管体系，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并完善对技术成果转化等收入的税收优惠。加快建设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强化对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的保障。持续增加教育、医疗、职业培训等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并促进均等化，为全体人民凭借“多劳、技高、创新”向上流动创造公平的起点。
第三，构建法治化权益保障与社会尊崇机制。稳定的法治预期与尊崇的社会氛围是根本保障。必须强化法治建设，用严密的法律制度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知识产权收益与财产权，严厉打击恶意欠薪、侵权等行为。同时，通过国家级荣誉表彰、广泛宣传引导、配套政策倾斜等方式，显著提升优秀技能人才与创新人才的社会地位与职业荣誉感。最终推动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协同推进的改革合力，培育勤劳致富、技能致富、创新致富的社会共识，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性生态。
（杜伟杰系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经济监测部主任、高级经济师；金通系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浙江财经大学中国政府监管与公共政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洪晓琳系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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