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芬尼根星到灿烂星河
——在“第四届凤凰文学之夜”
文 / 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评论家）
译林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2025年出版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全译本已经卖出了两万套。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我的世界小小地亮了一下。
乔伊斯的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三大卷，定价498元，这是著名的“天书”，戴从容教授以洪荒之力用了18年时间把它翻译过来，但我估计，从头读到尾的人很少，反正我老实交代，尽管我参加了分享会，我也没读完，硬着头皮读了正好100页，读到了“在老家宅里，所有事情都依然如故”。现在，它摆在我的书柜里，我想终有一天我会接着读，也许有一天真的读完呢，这是生命里被标记出的一个小小的窗口、一个小小的悬念。
这样的窗口在两万人的书房里亮着。如果我是译林社的社长，我要做的事就是，找到这两万人，一个一个地认识他们，对我来说，他们是特殊的人，他们的特殊表现在不管读不读、不管读完读不完，反正书柜里应该有一套《芬尼根的守灵夜》。在这个无限差异的时代，人们会因为一些独特的理由而相认，因为跑步、因为骑行、因为爱吃肥肠，也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都买了《芬尼根的守灵夜》。太好了，我们可以认识了，我们是同类，我们在这个点上共享着某种生活。
如果我是译林社的社长，我要把这种连接由无意识化为有意识，让散乱的原子定型为某种秩序，我要找到买了这部书的那个人，告诉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闪亮的点把你和另外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连接起来，这个点就是《芬尼根的守灵夜》。
我会对他说，来吧，我们一起成立一个星球，叫“芬尼根星”，或者建一个海岛，就叫“芬尼根岛”。在这颗星这个岛上，两万人因为相同的认知、审美，因为对语言、对生活的看法，因为明知看不明白而偏偏要看，因为这一切而“群居”。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各不相同，但这有什么要紧，我们因为这一点点的“同”就可以走在一起，相互有话可说，交换我们的执念和梦想，我们由此而成为一个小小的物种。
作为一个社长，我要当一个“球长”，这差不多是部落的“酋长”，这个“球（酋）长”没什么权力，他就是一个服务者和建设者，在这颗星球这个岛屿上，带着大家盖房子开荒，种树和花，出书和阅读，我们将让这里像一个小小的地方、小小的村庄一样，有我们的神祗、我们的风俗和风景，有我们作为一个精神和生活的共同体的丰富生态。
——这只是一个例子。我想以此说明，在印刷文明正在经历深刻考验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点想象力，想象一下，伟大的印刷文明在未来的路径，它将存续下去并开辟新的可能性。
在前两年的凤凰文学之夜中，我谈论了AI，谈论了编辑，核心就是在表达焦虑——我们大家都深陷焦虑之中，我们似乎眼看着印刷文明日落西山。那些与印刷文明伴生而来的文化形态，比如我们熟知的大众传播和阅读条件下的文学，比如作为公共的文化和生活场景的书店，我们对它们的命运忧心忡忡。我们担心，这些陪伴着人类走过漫长的路的灯是否还会亮着。
但我不打算再焦虑了。我们总觉得自己面临的变化是流星撞地球，怎么就正好砸到我的脑袋上，我们追怀叹惋，各种抱怨。但我们或许过于大惊小怪了，纵观人类历史，在规模、深度和重要性上，与眼下不相上下的媒介和文化变革已经发生过多次，所以还是要心大一点，“风物长宜放眼量”。
比如早期，人类从口传时代迈入书写时代。现在我们觉得这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但在当时，这是革命性的巨变。在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世界各地出现的人类精神的伟大先师，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他们都是不立文字，只凭口传。柏拉图正好赶上了由口传到书写的变革，他也是忧心忡忡。
《斐德若篇》中讲了一个埃及寓言，发明文字的神忒乌特声称文字能使人“更智慧，回忆力更好”，国王塔繆斯不以为然，他说，有能力孕生种种技艺是一回事，有能力判定这种技艺将带来害处和益处，是另一回事。他认为，“由于信赖书写，他们从外仿制不属己的东西，而非自己从内回忆属于自己的东西。”文字会使人们“以为自己认识许多东西，其实对许多东西毫无认识”，他们成了“显得有智慧的人，而非真的是智慧的人”。（《柏拉图全集》，刘小枫译）这些话也完全可以用于表达我们现在对短视频、对超级人工智能的忧虑。总之，柏拉图认为人类要完了，脑子要退化了，书面写作和阅读再也不会有口传时代那种面对面思想交流的深度与活力了。当然，他老人家一边抱怨着，一边自己动手把苏格拉底的口头对话转化成了书面文字。
经历着同样的大变，在我们这边似乎就没有类似的纠结。按照郑玄对《易经》的解释，“‘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变易”“不易”，一个字概括了中华文明面对巨变的态度，世界是变，也是不变，变与不变都归于简，世界向着易知、易明不断演化。孔子同样站在从口传到书写的转折点上，他是述而不作的，他不写，他不是任何一部书的作者，他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口传圣人；但同时，孔子以文字整理和传播文化，将文化推向了“士”，在“变易”和“不易”之间确立了“易简”的方向。在他之前，口传的真理和文字的读写都被极少数人垄断，从他开始，有教无类，书写、阅读和学习和表达成为普遍的心智追求。
我们的文明之所以江河不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断追求教化的普遍性，不断扩展文化平权。比如，东汉的一些墓砖上有铭文，除了“物勒工名”的记号之外，也有工匠们的即兴感怀，“居作甚疲劳”——太累了，“作壁正独苦”——太苦了，“债不可得”——拿不到工钱啊，“悲乎工哉”——牛马太惨了。这些在半湿的砖上刻画的字句，不大可能是工地上的文书干的，这就是普通工匠写的。
最近，刘震云推动便利店里的黑板报文学，这件事近两千年前就有了，普通人和劳动者随手写下人生的感怀。这也修正了我们对我们文明历史的认识，东汉时期，识字率之高、书写和表达能力之普遍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一般想象。正因为有如此深厚广大的根基，中华文明才挺过了三国两晋南北朝严峻的历史考验，依然焕发活力和光芒。
对于任何有利于教化扩展和文化平权的巨变，中国人一向是从容接纳的，没有那么深的贵族精英情结，没有那么强的文化垄断。五四的白话文革命，现在回望，几个书生登高一呼，没几年就变过来了。所以，我们最早发明了造纸，唐宋之间在世界上最早开启大规模的商业印刷，这不仅是技术革命，也是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是所谓“唐宋之变”的一部分，其影响之深远，堪比一次新的“造山运动”。
我刚才问了一下DeepSeek，唐宋时期的文人如何看待商业印刷的兴起，结果它只找出了一两个零星的例子，可见水到渠成，大家都没怎么纠结。比如苏东坡，他只是提到：“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对读书人来说，图书的数量多了，价格便宜了，获取也容易了。面对如此巨大的变革，他的感想不过如此。当然，苏东坡也尝到了盗版的苦头，当时市面上到处都是他的集子的翻刻盗版。
我想说的是，如此巨大的变革，我们的前人也曾经历过。事来如山倒，事去清风明月，天天焦虑并没有什么用处，不如向先辈学习，从容自信，向前走去。这样的变革会为我们敞开新的、巨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隐藏在未知之中，有待于我们去探索、去实现。
印刷文明向着数字文明转型，这当然是大变，很多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但我们看到“变易”，也要看到“不易”。文明是一个生长的有机体，“变易”不是线性的新旧更替，“不易”就包含在、沉淀在“变易”之中，那些深刻地植根于底层逻辑的事物可能会变，甚至必然会变，但它也可能在变易中获得新生，只是它的功能、形态，它的生态位和以前不一样了。比如柏拉图所依恋的口传、言谈和声音的传统，实际上并没有消失，它在中西文明中都自成脉络，在互联网条件下正在获得新的活力。
所以，我不会慌慌张张地想象纸质图书有朝一日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它很可能不再是我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主要媒介，但它依然具有一种文化的底部价值，我们很可能依然期待着把思想和想象的成就以纸质的方式确立下来，展示、交换和保存。书籍不仅是物，它寄托着一种价值观，是一种认知方式和生活方式。我特别不喜欢让别人参观我的书柜，因为，我的书柜差不多就是我，它是精神的另一个“身体”，这个身体不仅寄托着习性、追怀和依恋，它还生长着新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颗“芬尼根星”，这就是一种新的可能性。过去，我们这些写书、编书、卖书的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名的、庞大的“他者”，那些购买我们书籍的人，我们希望他们的数量达到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但我们其实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仅仅是抽象的商品购买者。
实际上，过去纸质图书的基本生态是B2B，我当期刊编辑的时候，虽然也谈论读者，但我们直接面对的其实一直就是邮局和批发商。而现在，B2B不得不变成B2C，我们直接面对着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这当然很麻烦，我们都有点不知所措，我们的本性是“社恐”，现在我们得做“社牛”。
在过去，我写出一本书，如同放飞一只鸟，不知它会落在哪棵树上，但是，现在敞开了一种可能性，我可能会精确地找到我的读者，让那只鸟正好飞向鸟群。这种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商品交易，我们是在通过每一本书、每一类书辨认、连接具有特定趣味和偏好的人，汇聚成一颗又一颗独特的星球，形成一个又一个特殊的文化和生活的生态。
在这个过程中，纸质图书的出版和传播会获得新的文化功能，它会成为连接、凝聚和滋养无数小的、如星辰如岛屿的文化群体的基本媒介，在这些星辰岛屿上，保存生息着各种特定的认知和审美取向，由此很可能会滋生发育出新的创造力。
我最近听一个播客，谈论地球上的生命演化。在地球遭遇的历次巨大灾变中，原始大陆上的主导物种常常会消亡，但是，边缘的岛屿上，相对独立的环境中的物种却自由生长，幸存下来。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无法精确地预测变化究竟会走向何方，仅仅在五年前，我们还很难想象超级人工智能的出现，以及它对整个社会生态的再造。但是，我们可以怀着信念、热情和行动力前往一个一个岛屿，一个一个虽然未必很大，但保存各种物种、充满个性和活力的地方。这是无数星辰，这将汇集成未来文明的灿烂星河。
校 对：马 葵
编 辑：林 晨
复 审：张维特
终 审：宋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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