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还在白宫反复强调，他的“和平委员会”或许能“取代联合国”，但在纽约东河畔，联合国体系已经悄然发生变化。
2026年1月17日，一个被称为“填补全球海洋治理空白”的国际协定正式生效。
一天前，中国已致函联合国秘书长，申请将该协定秘书处设在厦门。
一边是“10亿美元换永久席位”的新组织设想迟迟落不了地，一边是联合国框架内的新机构正在推进落地。
当特朗普的“新联合国”还停留在草案和博弈中，世界已经在用行动，给出另一种答案。
特朗普为何要“另起一个联合国”
特朗普提出“另起一个联合国”，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美国优先”逻辑在国际制度层面的自然外延。
对他而言，联合国的问题不在于“效率不足”，而在于不受美国单方面控制。
在特朗普的叙事中，联合国长期存在三大“原罪”。
第一，美国出钱最多，却无法掌控议程；
第二，多边机制制约美国行动自由；
第三，联合国的调解、维和与裁决，往往无法按照华盛顿的政治节奏运转。
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正是这一思路的产物。
表面上看，它以“解决加沙问题”“推动和平”为名，实质上却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新型国际组织构想。
由特朗普本人主导，核心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以资金门槛作为参与条件。
与联合国强调主权平等、程序协商不同，该委员会更像一个按出资和政治立场分层的俱乐部。
而为什么特朗普选择从“加沙问题”切入？
原因并不复杂。加沙冲突长期僵持，各方立场对立，美国在联合国相关议题上屡次面临道义与政治压力。
在这一议题上“另建平台”，既可以绕开联合国的投票与否决机制，又能将美国塑造成“行动派”，同时削弱联合国在中东事务中的权威。
也正因如此，特朗普式“新联合国”从一开始就不是联合国的补充，而是对现有多边体系的一次正面挑战。
问题在于，这种挑战是否真的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响应，还是只停留在美国政治叙事层面，这，正是后续博弈的关键所在。
10亿美元一个席位，谁会为特朗普的新机构买单？
如果说“加沙和平委员会”的构想在政治层面已足够激进，那么其入会机制，则直接把这套构想推向了国际社会的审视台前。
按照已披露的设想，愿意加入该委员会的国家或国际组织，需要以高额出资作为前提，其中缴纳10亿美元的成员，可获得不受三年任期限制的“永久席位”。
这一条款，几乎在第一时间引发了广泛质疑。
在传统多边体系中，席位与话语权通常基于国家主权平等、区域代表性或协商机制分配，而不是明码标价。
特朗普的方案，则把“出钱多少”直接等同于“地位高低”，将国际组织的政治属性，转化为一种近似“股权结构”的安排。
这种设计本身，就与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形成明显冲突。
从现实反应看，国际社会并未出现“抢购席位”的场面。
相反，多数国家保持观望态度，核心原因并不复杂。
首先，10亿美元并非小数目，即便对中等发达国家而言，也意味着巨大的财政与政治成本。
其次，“永久席位”是否真正永久，完全取决于机构能否长期存在，而该机构本身尚未获得广泛合法性。
再次，席位背后并不附带清晰的规则保障，决策权高度集中于发起人个人之手，风险极高。
2026年1月19日，法国总统的“秒拒”，在这一背景下尤具象征意义。
在得知马克龙拒绝之后，特朗普对其发起的200%的关税威胁，再次暴露了美国的霸权主义，也注定特朗普1月20日所言的：他的委员会(“和平委员会”)“可能”会取代联合国，联合国从未真正发挥出应有的潜力，是谬言。
因为，联合国作为二战之后的产物，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唯一的变量就是美国的霸权主义，时常单方面绕开联合国对他国进行军事打击、
所以不是联合国没用，而是美国太霸权，对于霸权主义，没有多少人会为他买单。
中国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
当特朗普的“新联合国”仍停留在构想、拉拢与博弈阶段时，联合国体系内部，却已经出现了一条清晰、可核验的进程线。
中国正在通过既有规则，推动新的全球治理机制落地。
2026年1月17日，《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正式生效。
该协定历经多年谈判，是联合国框架下针对“公海”治理的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
其覆盖约占全球海洋面积三分之二的区域，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为“填补全球海洋治理空白的里程碑”。
就在协定生效前一天，中国正式致函联合国秘书长，申请将该协定秘书处设在厦门。
这一动作，并非临时起意，而是一个高度制度化、程序化的步骤。
根据联合国规则，秘书处不仅是行政机构，更是协调履约、组织会议、推动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的中枢。
换言之，秘书处所在地，往往意味着在相关议题上的制度性影响力。
与特朗普“另起炉灶”不同，中国所采取的路径，是在联合国框架内完成三个层次的跃迁。
第一，从规则参与者，转向规则推动者。
第二，从单项议题发声，转向制度运行支持。
第三，从被动执行，转向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基础设施。
这条路径的关键，并不在于“话语更强硬”，而在于角色更具体。
截至协定生效时，已有82个国家和欧盟成为缔约方，覆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多个区域。
正是在这种对照中，中国在联合国体系内的角色变化，才显得格外清晰：
不是“取代谁”，而是在规则之内，填补空白、承担责任、提供支撑。
这条路径，虽然不显山露水，却在实际运作中，持续积累着制度性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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