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山东潍坊。
刚端起饭碗的陈昌奉，被警卫员一嗓子吼得差点噎着。
这会儿的陈昌奉可是潍坊军分区的司令员，开国大校，平日里那是相当沉稳的。
结果警卫员跟见了鬼似的冲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外面来了个大官，指名道姓要见他。
陈昌奉心里咯噔一下，连嘴角的饭粒都没顾上擦，就被推上了车。
一路上他脑子里过了八百种可能，是战备出岔子了？
还是哪里捅了篓子？
车门一开，看到那个高大的身影，陈昌奉整个人像是被定住了。
眼泪瞬间就不听使唤，那可是毛主席啊。
主席笑眯眯地看着他，操着那口熟悉的湖南话调侃他官做得不小。
这一句玩笑，直接把时间拉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那时候，他也就是个连名字都不会写的放牛娃，而眼前这位，硬是把他从泥坑里拉出来，塑造成了个人样。
说起这段渊源，得把日历翻回1930年。
那时候红军队伍里有个“小尾巴”，才十五岁，江西宁都人。
这孩子命苦，十一岁没了娘，爹也被旧社会逼死了，要是没遇上朱老总，这孩子早晚得饿死在路边。
组织上看他机灵，做个了决定：把他调去给毛委员当勤务兵。
大家脑补一下那个画面：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娃，突然被空降到了全军“大脑”身边工作。
这就好比现在的职场小白，啥也不会，直接被安排给董事长当贴身秘书。
陈昌奉一开始是懵圈的，连怎么称呼都不会。
但毛泽东这人，从来没把警卫员当下人看。
行军路上看到墙上的标语，他就指着那些还没干透的墨迹，一个字一个字教陈昌奉认。
甚至“陈昌奉”这三个字，都是毛主席握着他的手，一笔一划教出来的。
这种手把手的教导，在那个战火连天的年代，早就超过了上下级的情分。
不过，这种“父爱”要是发起火来，那也是真吓人。
最狠的一次“教育”，是在1935年的金沙江畔。
那会儿是什么情况？
后面几十万敌军咬着屁股追，前面是天险金沙江，三万红军的命都悬在裤腰带上。
毛泽东一下船就去指挥部研究渡江方案，那是真的一秒钟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陈昌奉满脑子想的都是主席太累了，得让他睡个好觉。
他在附近转悠半天，只找到几个滴水的破洞，根本没法住人。
没办法，就在空地上铺了油布和毯子，心想将就一晚算了。
等毛泽东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一看这场面，脸瞬间就黑了。
他没问床铺软不软，直接劈头盖脸问：“怎么没办公的地方？”
陈昌奉当时觉得挺委屈，心想这荒郊野岭的哪去找桌子？
而且您都几天没合眼了，这会儿难道不该先补觉吗？
他小声辩解了一句，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再办吧。
这一句话，算是捅了马蜂窝。
平日里和蔼的主席发了火，严厉地告诉他，自己在河边坐着等，就是为了让后面的同志能过河。
这里可是三万多条人命，吃饭睡觉算个屁，工作才是天大的事。
这一顿骂，直接把陈昌奉给骂醒了。
他这才明白，在伟人的世界里，个人安逸在大事面前连个渣都算不上。
在他眼里，哪怕是几分钟的瞌睡，都可能是用几万人的命换来的。
陈昌奉红着脸，发疯似的找来木板搭了个临时桌子。
毛泽东看他那手足无措的样子，心又软了，说是要罚他，罚他不许睡觉陪着办公。
结果呢？
那一晚陈昌奉困得直点头，毛泽东不但没叫醒他，还把大衣披在了他身上。
这件事，陈昌奉记了一辈子。
后来的过草地、翻雪山，那就更是玩命的交情了。
翻越六盘山的时候，陈昌奉倒下了。
疟疾加上腿肿，整个人也就是剩一口气。
在那漫天风雪里，换作旧军队，这种累赘早就被扔路边了。
毛泽东是怎么做的？
他脱下自己仅有的御寒大衣盖在陈昌奉身上，还亲自帮着担架队抬人。
那一刻，躺在担架上的陈昌奉哭得稀里哗啦。
他心里清楚，这命是主席给的。
但真正让陈昌奉从一个“警卫员”蜕变成“司令员”的关键，其实是一次狠心的“赶人”。
到了延安，局势稍微稳了点，毛泽东非要送他去红军学校读书。
陈昌奉哭着喊着不想去，就想一辈子给主席站岗。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诉他，革命不能光靠不怕死，还得有文化。
要想为党做更多事，就必许去学习。
正是这次逼迫，让陈昌奉拿起了笔杆子，学政治、学军事。
要是没有当年的狠心，1958年的山东，恐怕就没有那位能独当一面的陈司令，顶多就是个退伍的老兵。
1946年陈昌奉去山东开辟根据地，临走前毛泽东送了他十二个字：“努力工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
这十二个字，陈昌奉背了一辈子。
所以1958年那次重逢，主席那句“官做得不小”，真不是客套，那是一个老师看到学生出息后的骄傲。
那天晚上的饭，虽然吃得晚，却是陈昌奉这辈子吃得最香的一顿。
看着两鬓斑白的主席，陈昌奉用力点头，就像当年在金沙江畔那个知错就改的小战士。
不管官做得多大，在这个人面前，他永远是那个需要不断学习的“小鬼”。
这种纯粹的情感，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但在那个年代，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1986年6月14日，陈昌奉在武汉病逝，享年71岁，走得很安详。
参考资料：
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知识出版社，1986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权延赤，《红墙内外》，昆仑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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