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羊城的一家典当行，秃顶的老板，手里捏着我那枚“三等功”奖章，斜着眼，像是在看一块破铜烂铁。
“这玩意儿不值钱，铜的，又不含金，做工还行，给你十五块。”
十五块！在当时是两箱方便面的钱，是几顿红烧肉的钱。但对于此刻的我来说，是救命钱。
我死死攥着拳头，指甲嵌进肉里。这枚奖章，是我在边境线上用命换回来的，是我这辈子的珍宝。
可现在，为了救那个躺在卫生院里的傻姑娘，我要把它当了。
“当！”带着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我冲进了雨里。
1989年冬天，我脱下穿了四年的军装回到了家乡。在家刚过完春节，我就揣着几十块钱，上了南下打工的火车。
没有坐票，只能站着，我立在厕所旁边的过道里，随着火车“哐当、哐当”的节奏摇晃。
两天一夜的折腾，即使我是铁打的身体，也有些扛不住了。抵达终点站后，一车人乌泱泱地往外冲。
人群中，我听见一声尖锐的女声，“那是我的包，我的包……”
我奋力挤过人群，看见一个姑娘正在往前面挤，很明显她的包要被人顺走。
我一把揪住了那个中年人，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将包扔在了座位上，溜下了车。
姑娘挤过来，一脸后怕地说：“大哥，可真是太谢谢你了，人太挤了，我没想到……”
我摆了摆手，示意她下车再说。那时候的火车站人多又很杂，我们抵达的时候是凌晨4点，只能在站前广场聊天，等待天明。
姑娘名叫春杏，也是农村出来的，家里穷得叮当响，底下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要上学，她是老大，只能出来打工。
我有些疑惑，“你一个人就敢出来，没有老乡带你？”
春杏解释说，村里有个老乡，在电子厂打工，本来说回来过年带她过去的，但为了挣加班费，没回来，她等不及了，就想过来找。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路上公交车已经开始跑了。
临分别的时候，春杏突然有点不好意思地问：“大哥，俺去的是城东那边的XX电子厂，你呢？”
当时我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想的先来再说。春杏听我这样说，便让我跟她一起去，看能不能找到活。
坐上公交车，我俩是开了眼，到处都是高楼大厦，穿得花花绿绿的人。
但我俩没工夫欣赏风景，到了目的地后，见到了春杏的老乡，很快春杏入职了，而人家并没有要我。
不过就在这个厂的旁边，有一家机械厂，我去询问了一下，便入职到了机械厂。
进了厂，生活就像那流水线一样，枯燥、冰冷、不知疲倦。
我在冲压车间，每天要把几十斤重的铁板搬上搬下，机器“轰隆隆”地响，震得人耳膜疼。一天干十二个小时，下班的时候，感觉腰都不是自己的了。
春杏那边干的是精细活，往电路板上插零件。看着轻松，其实很熬人。一天眼不离板，手不停摆，下班时眼睛都是红的，手脚都在哆嗦。
平时厂里管的很严格，也不让随便出门，只有周末我能和春杏见一面。大家都没什么钱，就是在附近转转，然后去旁边一个私人老板开的小饭馆吃饭。
每个月工资发下来，就得寄大半回家。剩下的钱，买牙膏、买肥皂，还得攒着。春杏比我压力还大，大部分工资都寄回了家，自己留的很少。
就这样，我们相处了大半年，我觉得自己和春杏很搭，心里冒出念头：要是能把这姑娘娶回家，就好了！
可没等我跟春杏表白，灾难就来了。
先是春杏的老乡犯了事被厂里开除，她作为引荐人，春杏也受了连累，将她也解雇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里的秋天阴雨绵绵，湿气很重，春杏这半年太累了，身体也扛不住了。
当我在保安那里见到春杏时，她人虚弱的都快要在椅子上睡着了。
我一摸，发现她额头很烫，就知道不好，连忙背起她就往镇上的卫生院跑。
春杏趴在我背上，轻得像只猫，她烧得迷迷糊糊的，嘴里还念叨着：“俺还没干完……这个月全勤奖没了……”
我听得眼泪直打转，到了卫生院，医生一量体温，已经烧到了39度，还有些急性肺炎，得马上输液，要住院观察。
我将身上所带的钱全部缴了，勉强让春杏住上了院，但谁也不知道后面还会花多少钱。我又赶忙回厂里，找工友们借钱。
但大家都是打工的，兜里也没什么积蓄，当然也有一些是不想借，害怕打了水漂。
看着病床上呼吸急促、满脸通红的春杏，我心如刀绞。我咬了咬牙，想到了那枚三等功奖章，去典当行换了十五块钱。
春杏在医院住了七天，我请了七天假，守在床边照顾着。春杏醒来后，得知了这一切，她哭了，趴在我怀里嚎啕大哭。
哭够了，她抬起头，眼睛肿得像桃子，“哥，俺不嫌你穷。俺也没啥本事，以后……以后俺给你做一辈子饭，给你生娃，咱们好好过日子，中不？”
出院时，我搀扶着春杏，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富有的人。
但生活还得继续。
我给春杏在外租了最简陋的短租房，春杏的身体还没好利索，我强行让她再休息一个月。
春杏闲不住，也想节约点钱，就在屋里蒸起了窝头。没想到，就是这无奈之举，后来成了我们的一门营生。
南方人不吃窝头，但北方过来的打工人，对这个还是挺有感情的。等春杏身体养好了，也没进厂上班了，直接卖起了早点。
随着来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春杏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已经超过了我在厂里打工挣的钱了。
就这样，我们就像老牛拉磨一般，拉扯着彼此的家庭，生活也慢慢好了起来。2000年，我们回了老家，盖了新房。
等到儿子上小学时，我们没有在外边打工了，而是回老家开了个小饭馆，陪着孩子和老人。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起来了，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和春杏也都快奔六十了。儿子研究生毕业后，进了一家研究所工作，未来也不太用我们费心了。
回到家，春杏端上来一锅热气腾腾的杂面窝头，配上一碟子腌得透透的芥菜丝。
我咬了一口。嗯，还是那个味儿。咱们那个年代的爱情，穷是穷了点，但真像这窝头一样，越嚼越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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