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气在午后凝成雾，慢悠悠地往上爬，爬到吊扇叶子上，被搅碎，又落下来。老周盯着那杯凉透的铁观音，眼神空空的，像在望一口深井。
“说不通，怎么说都说不通。”他手指摩挲着杯沿，声音干涩，“我跟他谈五年后的品牌，他跟我算这个月能省几毛钱。”
吊扇的影子在天花板上打转，一圈，一圈，像困在玻璃瓶里的飞蛾。我想起我的老赵。那年我攥着哲学书稿去找他，纸页被手心汗浸得发软。我说苏格拉底饮鸩，说庄子梦蝶，说少年人心里该有一盏不灭的灯。阳光从印刷车间的天窗漏下来，灰尘在光柱里飞舞，像沉默的观众。
老赵用沾着油墨的手翻稿子，指甲缝里藏着洗不净的蓝。他翻了五页，抬起头，金牙在阴影里闪了一下：“小张，这书用什么纸？几克？字这么密，孩子们看不进去的。”
“可这是思想……”我的声音卡在喉咙里。
“思想？”他笑了，皱纹从眼角荡开，“思想能当饭吃？我仓库里还压着你去年那套诗集呢，一本没动。”他递给我一支烟，“听我的，做教辅，稳当。”
那套哲学书还是印了。我自己垫的钱，老赵给的成本价。书出来那天，我抱着纸箱坐在印刷厂门口，夕阳把油墨味染成橘黄色。果然，卖不动。它们现在还在我书房角落，陪着那套诗集，偶尔翻动，会扬起细小的、时间的灰尘。
老周往茶杯里添水，水声在寂静里显得很响。“后来我跟他说，成本我可以多担些。你猜他怎么说？”
我等着。
“他说：‘周总，您是有翅膀的人。我就是个在地上找食的鸡，飞不了那么高。’”
飞不了那么高。这话像根细针，轻轻扎了一下记忆。父亲也这样说过。我大学读中文系，他隔着饭桌看我，眼神里有不解，还有别的什么——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忧虑。有次我跟他讲卡尔维诺，讲那个决定一辈子住在树上的人。我讲得眉飞色舞，父亲听完，沉默了很久，问：“在树上怎么睡觉？刮风下雨怎么办？”
我们之间隔着的，不是代沟，是整座认知的山脉。我在山顶看云，他在山脚修路，云是虚的，路是实的。
“其实老陈人不坏。”老周忽然说，声音软下来，“去年我母亲住院，他不知从哪里弄来偏方，自己试了才给我。那么务实一个人，也会做不务实的事。”
我想起老赵。书滞销后，我资金断了，出版社眼看要散。老赵找到我，塞给我一个信封：“印刷费，等你有了再说。”他点烟的手势很慢，“小张，我不是不懂。但我厂里三十多号人，每天睁眼就要吃饭。”
那一刻，我忽然看见了他背上的山。我的理想是山顶的雪莲，他的理想是山脚的梯田不能荒。雪莲可以欣赏，梯田要长稻子，要喂饱三十多张嘴。
“后来呢？”老周问，“你和老赵。”
“后来我做教辅，赚了钱。”我笑笑，“用赚的钱，又出了几套注定赔钱的书。老赵印的，还是没要钱。他说：‘现在我能请你吃顿饭了。’”
窗外的蝉声忽然大了，像涨潮。两个世界的声音，在同一个夏天里轰鸣。
“我太急了。”老周把凉茶倒进喉咙，喉结滚动，“总想把他拽到我的路上来。”
“也许该去看看他的路。”我说。
老周抬眼，目光穿过茶雾。
“老陈的厂子，”他慢慢说，“在城乡结合部，隔壁是垃圾处理站。夏天味道重，他装了最好的新风系统。他说工人跟他十几年，不能让他们受这个委屈。”他顿了顿，“这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
认知的差异，有时候不是高低，是方向。你在追太阳，他在守烛火。太阳照亮世界，烛火温暖一室。都是光，只是照亮的范围不同。
走出茶馆时，夕阳正斜。老周站在台阶上，影子拖得很长，长得要爬到路对面去。“我明天去老陈那儿，”他说，“不谈包装，就看看。”
梧桐叶的影子落在他肩上，碎碎的，像很多没说出口的话。
我独自往家走。路灯还没亮，天空是鸽灰的。想起父亲退休后，忽然开始读我塞给他的书。有一天深夜，他打电话来，声音里有种孩子气的兴奋：“那个住在树上的人，我好像懂了——他不是下不来，是不想下来。”
“爸，你……”
“我站在黑板前讲了一辈子，”他说，“也该换个地方看看了。”
路灯就在这时次第亮起，一盏，又一盏，像突然睁开的眼睛。世界的参差，在黄昏里变得温柔。山脚的人不是不想看风景，是肩上扛着水，手里攥着米。山顶的人也不是生来就在高处，都是一步一滑爬上来的。
也许真正的懂得，不是把你拉进我的世界，而是走进你的世界，看一眼你窗外的天。然后明白：饲料和理想，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种东西——都是活下去的理由。狗守着的，在它眼里，就是珍宝。
这么想着，心里那点疙瘩忽然就散了。认知不同，就不同吧。就像这满城的窗，有的亮着书房的灯，有的飘出厨房的香，都在经营各自的人间。
而我，继续爬我的山。也许在某个拐弯处，会遇见同样在攀登的老周、老陈，或者父亲。那时不用说话，就并肩站一会儿，看一会儿同一个方向的云。
茶凉了可以再续，路断了可以绕行。吊扇还在转，把昨天的话、今天的光、明天的路，都搅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转成这个夏天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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