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山西祁县，大德通票号总号。
算盘珠子的脆响终于停歇，一笔吓人的账目摆在了台面上：这一年的账期利润高达74万两白银。
东家拿小头，伙计拿大头，这生意还怎么做？
谁能想到，就在半个世纪前，乔家还只是个做粮油布匹的小商号，伙计们拿了工钱就跑，生意做得半死不活。
究竟是什么样的手段，让这群打工仔心甘情愿把命卖给东家，联手造就了一个商业帝国？
这一切，都要从乔致庸那个看似"离经叛道"的决定说起。
1840年代，原本一心只想考取功名的乔致庸，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变故。
大哥乔致广突然病故，留下了乔家堡的一大摊子生意。
乔致庸自幼父母双亡，全靠大哥拉扯大，如今顶梁柱塌了，他只能断了仕途念想，被迫接管家业。
那时候的乔家，主营粮油和布匹，规模不大，烂摊子却不小。
其中最大的痛点，就是"留不住人"。
伙计们大多是穷苦出身，进了商号当学徒，三年出师。
一旦学成了本事，要么跳槽去别家，要么自己单干。
原因很简单：钱太少。
一个普通伙计，累死累活干一年，顶多拿20两银子。
这点钱养家糊口都勉强，谁愿意为你卖命？
乔致庸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他发现商号里的骨干贡献巨大，收入却远不如掌柜，这种分配极不合理。
晋商圈子里虽然有"身股"的传统，但大多是小打小闹。
乔致庸想干把大的：他要在自家票号全面推行身股制，彻底把伙计变成"合伙人"。
家族内部的反对声浪很高。
把白花花的银子分给外人，这哪里符合祖宗规矩？
乔致庸没有硬干，他决定先由小商号开始试点，用业绩说话。
1883年，大德通票号正式成立，这里成了乔致庸推行"身股制"的试验田。
这套制度的设计极其精密，乔致庸将股份分为两种："银股"和"身股"。
银股是东家出的真金白银，代表资本的所有权；身股则是给员工的"人力股"。
员工不用掏一分钱，只要你有本事、有职位、有贡献，东家就送你股份。
但这股份绝不是白送的，乔致庸为此设计了一套严格的晋升阶梯。
身股的起步极低，从1厘开始，最高的大掌柜可以拿到10厘，也就是顶1股。
从1厘到10厘，中间划分了19个等级。
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游戏通关榜，让每个伙计都能看到上升的希望。
为了防止伙计混日子，乔致庸规定：每四年为一个账期，进行一次大考核。
业绩好的，每期加身股；业绩差的，原地踏步甚至取消身股。
选人方面，乔致庸更是亲力亲为。
他看重能力，不看出身。
哪怕是刚入职的新人，也要经过严格的观察期，合格了才能拿到初始的顶身股。
马荀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最初只是个普通的粮店伙计，被乔致庸慧眼识珠挖到了票号。
起初，马荀的身股只有2厘。
但他肯干，脑子活，拼命开拓业务。
几个账期下来，他的身股一路飙升，最后一直干到了大掌柜的位置，拿到了顶格的10厘身股。
这套制度最厉害的地方，在于"权"与"利"的平衡。
身股持有者虽然能分红，但只有分红权，没有决策权。
不管你持有多少身股，商号的大政方针，依然牢牢掌握在东家手里。
这样既激发了员工的动力，又避免了东家大权旁落。
为了解决伙计们的后顾之忧，乔致庸还设计了一套"预支机制"。
虽然分红要等到四年一次的账期结束，但平时日子得过。
持有身股的员工，每厘股份每年可以预支30到50两白银作为"应支银"。
这笔钱足以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
等到账期分红时，再扣除这部分预支款。
更绝的是退休制度，一个掌柜如果能在大德通干满30年，退休后可以终身享受分红。
如果是在职期间去世的功臣，他的家族还可以继续领取1到3个账期的"故身股"抚恤金。
这就是"金手铐"，只要你进了乔家的大门，好好干，生老病死，乔家全包了。
当然，有赏就有罚。
乔致庸定下了铁律：凡是贪污挪用公款的，直接除名，身股全部收回，永不录用。
这套制度一推行，效果立竿见影。
1889年，是大德通票号的一个重要节点。
这一年的账期结算，票号利润达到了2.5万两。
虽然此时银股还占大头，但伙计们第一次尝到了甜头。
他们发现，原来给东家干活，真的就是在给自己干活。
基层的小伙计们像打了鸡血一样，主动跑街串巷拉业务；掌柜们则是绞尽脑汁想对策、控风险。
以前是东家盯着干，现在是不用扬鞭自奋蹄。
乔致庸看着账本，心里有了底。
他开始根据业绩，不断调整身股的比例。
他明白一个道理：只有让伙计们分到的钱越多，商号赚回来的钱才会成倍增加。
随着业务的扩张，乔家票号进入了快车道。
即使是遭遇了1890年代甲午战争后的经济动荡，乔家票号依然稳如泰山。
这时候，身股制的威力显现出来了。
外面的世道乱，人心惶惶，别家的伙计卷款逃跑的、跳槽的数不胜数。
但乔家的伙计们死守阵地，因为商号的利益就是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乔致庸靠着这群忠心耿耿的员工，成功接下了汇兑军饷的重任，并获得了朝廷和商界的双重认可。
时间来到1900年代，乔致庸的"分钱"策略达到了极致。
此时，员工持有的身股总数已经增加到了23.95股，占比达到了54.5%，超过了东家的银股。
这在当时的商业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但在乔致庸看来，这账算得很精明。
1908年的那个账期，大德通的利润飙升到了74万两。
虽然东家的银股只分了34万两，占比不到一半，但这34万两，比起1889年的1.7万两，翻了整整20倍！
这就是乔致庸的智慧：把蛋糕做大，哪怕分出去一半，自己手里的那一块，也比原来大得多。
正是这种"财散人聚"的理念，让员工们把商号视若己出。
他们不仅守住了大本营，还主动开拓了高风险、高回报的线路。
身股制也从大德通复制到了其他乔家字号。
乔致庸一生娶了六位妻子，育有六个儿子，家族人丁兴旺。
但他最得意的作品，恐怕不是万贯家财，而是这套让他基业长青的制度。
1907年，这位叱咤风云的晋商巨擘在祁县乔家堡病逝，享年89岁。
乔致庸虽然走了，但他留下的商业帝国并没有立刻崩塌。
依靠着身股制培养出来的像马荀这样的得力干将，乔家的生意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初年。
马荀等人作为继任者，维持着庞大的商业机器运转，直到1910年代。
乔致庸用一生证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钱这东西，越分越少是算术，越分越多是生意。
马荀曾经问过乔致庸："东家，您就不怕伙计们把钱都分光了吗？
"乔致庸笑了："分得越多，我赚得越多。
人聚在了一起，钱自然就来了。
这就是格局。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晚清，乔致庸没有选择压榨，而是选择了分享。
他以为自己分出去的是真金白银，却不知道自己换回来的是人心所向；他用利益把一群普通人的命运和乔家捆绑在了一起，硬生生在乱世中砸出了一个商业奇迹。
这不仅是商道，更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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