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春，我受邀参加一场企业高管闭门会。会上，一位创始人情绪激动地讲述他如何“力挽狂狂澜”——公司濒临破产时，他三天没合眼，亲自下场谈判，最终拉回关键客户，救活了整条业务线。台下掌声雷动。
但就在半年前，这位创始人因性骚扰女员工被内部举报，证据确凿却未被处理。理由？“他对公司贡献太大了。”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依然深陷在一种古老的道德幻觉里——功可以抵过。
可现实是，功过从不相抵。它们各自独立存在，如同两条永不交汇的平行线。一个人可以既伟大又卑劣，既拯救企业又伤害他人。这不是矛盾，而是人性的真实。
一、功过相抵，是一种危险的“道德会计学”
我们习惯用“账本思维”看待人的行为：做了好事，就记一笔“德行分”；犯了错，就扣一笔。只要总分还是正的，这个人就“总体上是好的”。
这种思维看似宽容，实则纵容。
想想那些被曝光的“明星企业家”：他们捐建希望小学、登上慈善榜单，却在办公室对下属言语侮辱、压榨实习生、财务造假。媒体标题常是：“虽有瑕疵，但瑕不掩瑜。”公众也常叹一句：“毕竟他创造了那么多就业啊。”
可问题是——希望小学的孩子不会因为他的善举而免于饥饿，被他羞辱的员工却实实在在经历了创伤。前者是锦上添花，后者是雪中加霜。两者根本不在同一个道德维度上，怎能相抵？
功过相抵，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上的“通货膨胀”——用过去的功劳，稀释当下的罪责。它让作恶者心安理得，让受害者沉默无声。
二、制度若允许“功过相抵”，系统就会溃烂
2018年，某互联网大厂一名高管被曝性侵下属。公司内部调查后，仅给予“警告处分”。理由？“他是核心骨干，项目离不开他。”
结果呢？三年内，该部门离职率飙升47%，女性员工比例从38%跌至19%。团队士气崩塌，创新停滞。所谓“功臣”，成了组织毒瘤。
这并非孤例。在无数企业、学校甚至家庭中，我们都在默许一种潜规则：只要产出够高，行为就可以打折。
但制度存在的意义，恰恰是为了对抗这种“人治惯性”。一个健康的社会系统，必须坚持“行为归行为，贡献归贡献”。你研发出改变世界的产品，值得嘉奖；你侵犯他人边界，必须追责。两者并行不悖，不可混淆。
否则，制度就沦为功利主义的遮羞布，公平正义便成了奢侈品。
三、“功过不相抵”，才是真正的尊重人性
有人会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当然要给。但“改过”不等于“抹过”。真正的悔改，是直面错误、承担责任、修复伤害，而不是用过去的功劳来换取豁免权。
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曾说：“判断一件事对错的标准，不是‘对公司是否有利’，而是‘作为人，何谓正确’。”
这句话的深意在于：道德底线不是浮动指标，而是绝对坐标。无论你多成功、多重要，在基本人性面前，人人平等。
2023年，某知名教授因学术不端被撤销院士资格。尽管他过去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培养了数十名博士，学界仍一致支持处理决定。为什么？因为学术诚信是科学共同体的基石。一旦允许“以功抵过”，整个知识体系的信任就会崩塌。
这并非无情，而是最大的情义——对真理的情义，对后来者的情义，对制度本身的情义。
四、普通人如何践行“功过不相抵”？
或许你会说：“我又不是法官，也不是CEO，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关系很大。
当你在朋友圈转发某位“争议名人”的励志语录，却对其劣迹视而不见；
当你在茶水间附和“他脾气是差了点，但能力是真的强”；
当你因为某品牌创始人“做公益”就原谅其产品造假……
你就在参与构建那个“功过可抵”的世界。
相反，如果你能说：“他的演讲确实精彩，但他对待员工的方式不可接受”；
如果你能区分：“这个产品很好用，但这家公司价值观有问题，我选择不用”；
如果你教育孩子：“帮助别人值得表扬，但打人就是不对，哪怕你考了第一名”……
你就在守护“功过不相抵”的底线。
这种清醒，看似微小，却是文明社会的细胞级免疫机制。
结语：让功归功，过归过
回到开头那位创始人。后来，那家公司因文化问题接连失去人才，客户也开始质疑其价值观。曾经的“救火英雄”，成了组织发展的最大障碍。
历史早已给出答案：靠个人英雄主义维系的企业，终将因人格缺陷而崩塌；靠制度与原则运行的组织，才能穿越周期。
功，值得铭记；过，必须清算。两者之间，不应有模糊地带。
在这个信息透明、价值多元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清晰的道德勇气——
不因一个人的伟大而忽视他的卑劣，也不因他的卑劣而否定他可能的伟大。
功过不相抵，不是冷酷，而是诚实；不是苛责，而是尊重。
尊重事实，尊重受害者，也尊重那个本可以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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