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贤宸被省纪委带走的那天清晨，汉东市南山林场的百年老松正被台风吹折了三棵。树倒的声音沉闷如雷，在林场上空回荡许久。有老护林员说，这松树是陆副市长年轻时栽下的，栽树那天，他还是个穿着褪色中山装的林业技术员。
消息传到市政府时，许多人第一反应是不信。陆副市长多稳当的一个人啊，上周还在招商大会上意气风发地宣布汉东即将引进百亿外资项目。但看见纪委的车真的开进市政府大院，看见陆贤宸被两人搀扶着——或者说架着——从办公室出来时，所有的窃窃私语都变成了死寂。
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天，终于来了。
三十八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阴沉的秋日，十八岁的陆贤宸顶替工伤致残的父亲，走进了青林镇林业站的大门。瘦高的少年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包，包里除了饭盒，还有一本《造林学》。站长拍拍他的肩：“小陆啊，你爹是老实人，你也要本本分分。”
起初几年，他确实本分。每天骑着二八自行车穿梭在林场，哪片杉木生了虫害，哪处防火带需要清理，他心里都有一本账。晚上就着煤油灯看书，梦想着能考上林业大学进修。那时的他相信，只要技术过硬，就能在这条路上走远。
转机发生在工作的第五年。新来的副镇长喜欢打猎，常带人来林场“视察”。陆贤宸被站长指派作陪，他不仅熟悉每一条山间小路，还能看出野兔的踪迹，懂得如何布设陷阱。更重要的是，他懂得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该恰到好处地递上一支烟。
副镇长很满意：“小陆不错，有眼力见儿。”
半年后，林业站空出一个副站长的位置。所有人都以为会是干了十五年的老技术员接任，但公示栏上却是陆贤宸的名字。宣布任命那天，老技术员在办公室里抽了一下午闷烟，最后只说了一句：“咱们林业人，靠的是根扎得深，不是枝攀得高。”
陆贤宸装作没听见。他已经尝到了甜头——副站长虽然只算个股级，但有人开始叫他“陆站长”，去镇上开会能坐前排了，逢年过节开始有人往他家里送东西了。他想起父亲常说的话：“在机关里，跟对人比做对事重要。”
这根藤蔓一旦开始攀附，就再也停不下来。
副镇长升镇长，他成了林业站站长；镇长调任县林业局，他成了副镇长。每一次人事变动，他都能精准地找到新的依附点。他学会了用林场木材为领导装修房子，学会了把集体林地“流转”给特定企业，学会了在项目审批中设置巧妙的关卡。
青林镇的老百姓开始叫他“路路通”——没有他打不通的关系，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只是他们不知道，每“通”一次，陆贤宸心里的那片林子就荒芜一寸。
当上镇党委书记那年，他回了一趟林场。当年栽下的松树已经碗口粗了，郁郁葱葱。护林员老赵，就是当年那位老技术员的儿子，指着其中一棵说：“陆书记，这棵树看着壮，但树干里有空洞了。”
陆贤宸心里一惊，面上却笑：“树嘛，哪能十全十美。”
“不是的，”老赵认真地说，“树和人一样，根坏了，表面上再枝繁叶茂，一场大风就得倒。”
这话像一根刺，扎进了陆贤宸心里。那天晚上，他罕见地失眠了，凌晨三点起床，翻出那本已经发黄的《造林学》。书里夹着一张他年轻时画的林场规划图，图纸边角写着稚嫩的字迹：“让青林镇四季常青。”
第二天，开发区王老板送来一张银行卡，说是祝贺他高升。陆贤宸犹豫了三秒钟，接下了。他想，就这一次，最后一次。但欲望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再也关不上了。
从镇党委书记到副县长，从副县长到常务副县长，再到分管招商的副市长，陆贤宸的仕途像施了肥的竹子，节节拔高。他身边聚集起一批老板、中介、掮客，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利益网络。他用权力为他们开路，他们用金钱为他铺路。
最“辉煌”的时候，他同时有七个情人，分别在七处房产里。他学会了用亲戚的名义注册公司，学会了通过海外账户转移资金，学会了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游走的“艺术”。每次开会讲到廉洁自律，他的发言总是最深刻、最动人。
只有夜深人静时，他偶尔会想起青林镇，想起那片松林，想起老赵的话。但第二天醒来，看到镜中那个大腹便便、头发稀疏的副市长，他又会告诉自己：开弓没有回头箭。
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从女儿出国前的那次谈话开始。
二十三岁的女儿即将去美国读研，临行前忽然问他：“爸，咱们家怎么这么有钱？你一个副市长，工资能买得起曼哈顿的公寓吗？”
陆贤宸愣住了，准备好的说辞卡在喉咙里。
女儿看着他的眼睛，轻声说：“我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一本中国反腐的书，里面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贪官最大的悲哀不是被发现，而是每天醒来都要继续扮演那个不是自己的人。’”
女儿走后，陆贤宸有整整一周心神不宁。他开始做噩梦，梦见自己在一片枯林中迷路，每棵树都长得一模一样，每一条路都通向悬崖。他试图找当年栽下的那棵松树，却怎么也找不到。
真正让他感到大势已去的是半年前。省委专项巡查组的名单下来时，他发现自己多年经营的关系网突然失灵了——电话不接，短信不回，约好的饭局总是临时取消。他像一只察觉到地震前兆的老鼠，焦躁不安，却无处可逃。
实名举报信如雪崩般涌来。他扶持过的房地产老板，他照顾过的矿产企业主，甚至他曾经的秘书，都成了最有力的举报人。那些他自以为牢不可破的联盟，在生死关头薄如蝉翼。
被留置的第三天，他交代了第一笔受贿款——五万元，来自青林镇的王老板，时间为1998年3月。说出这个时间和数字时，他忽然想起，那正是他当上副镇长后处理的第一个项目：镇中心小学教学楼工程。
那栋楼现在还在，只是去年被鉴定为危房，拆了。
随着交代的深入，他仿佛把自己三十八年的仕途重新走了一遍。每一个项目，每一次提拔，每一笔交易，都清晰如昨。办案人员惊讶于他记忆的准确，他苦笑：“这些东西，我每天都要在心里过一遍，怎么能忘？”
最让他难以启齿的，是那些女人。他一个一个地交代，像是把自己一层一层地剥光。当说到第七个时，他忽然崩溃大哭：“我都不知道她们喜欢我什么...一个糟老头子...”
专案组组长沉默片刻，说：“她们喜欢的不是你，是你手中的权力。权力走了，你就什么都不是了。”
这句话像最后的判决，击碎了他所有的伪装。
移送司法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中回到了十八岁那年，他正骑着自行车去林业站报到。山路两旁松涛阵阵，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在林业站门口，他看见父亲拄着拐杖站在那里，手中拿着一顶崭新的草帽。
“爸，你怎么来了？”
“给你送帽子，”父亲把草帽戴在他头上，“在山里工作，太阳毒。”
他想告诉父亲这些年发生的一切，但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
父亲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拍拍他的肩：“贤宸啊，树高千尺，不能忘根。人走得再远，也得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醒来时，天还没亮。他躺在留置点的床上，望着天花板上细微的裂纹，忽然明白了老赵当年那句话的深意。
他这棵看似枝繁叶茂的大树，根早就朽了。
庭审那天，旁听席上坐满了人。许多青林镇的老人都来了，他们看着被告席上那个白发苍苍、佝偻着背的老人，怎么也无法将他和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陆书记”联系起来。
最后陈述时，陆贤宸沉默了很久，久到法官准备提醒他。然后他缓缓开口，声音嘶哑：
“我出生在青林镇，我的父亲是个护林员。他教我的第一件事是：树的根扎得深，才经得起风雨。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忘了这个最简单的道理。”
“我攀附过很多人，依附过很多关系，但我忘记了，最该依附的是脚下的土地，是养育我的人民。”
“现在，我这棵树要倒了。我只希望，倒下的地方，还能长出新苗。”
法槌落下，有期徒刑十五年。
宣判后的第二个月，青林镇林场进行枯树清理。老赵带着工人们来到那片陆贤宸年轻时栽种的松林，果然发现好几棵树干中空的老松。按照规程，它们将被伐倒，在原地补种新苗。
伐到最后一棵时，老赵忽然发现，这棵树的树干上刻着一行小字，已经随着树的生长变得扭曲模糊。他凑近仔细辨认，终于看清：
“1982年春，陆贤宸栽。愿此树常青，愿我心如初。”
老赵沉默良久，对工人们说：“这棵...先留着吧。”
他找来一把铁锹，在树周围挖了一圈深沟，填上肥土，又浇透了水。做完这些，他拍拍粗糙的树干，轻声说：“老伙计，再挺挺。根要是还没全朽，就再发发新枝。”
山风吹过松林，涛声阵阵，如泣如诉。
而在五十公里外的监狱菜园里，一个新来的老犯人正笨拙地学习如何松土。管教干部说，这片地土质不好，需要深翻，多施肥，才能种出像样的蔬菜。
老犯人弯着腰，一锹一锹地挖着板结的泥土，汗水滴进土里。偶尔他直起身，望向远山的方向，那里有他再也回不去的青林镇，有他亲手栽下又险些毁掉的松林。
风吹起他花白的头发，他忽然想起父亲常说的话：
“贤宸啊，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不是爬多高，而是根扎多深。”
他低下头，继续挖土。这一次，他想把根扎得深一点，再深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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