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圆桌对话

编者按：由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中国国际法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学会共同承办的“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日前在外交部蓝厅举行。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的背景下，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愈发认识到，必须维护国际法治权威，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本版选取此次研讨会中的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做好对三个全球性问题的应对

刘振民（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二战结束后的80年，世界相对稳定，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最大的标志就是全球人口从联合国成立时的22亿，增长到现在的80多亿。此外，全球的极端贫困从60%左右降到约10%，这是很大的进步，得益于联合国的创立，也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国际秩序。这个国际秩序有四个标志：一是几乎全世界所有的主权国家都参与到这一秩序当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全球普遍性。二是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国际体系，即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三是逐步建成了一个国际法治体系，数万项国际公约几乎覆盖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四是国际格局在这80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没有被颠覆。美国政府不久前宣布退出66个国际条约、国际机构，不要把这看作好像是国际秩序马上要被颠覆了。当前国际秩序能不能生存、能不能发展，取决于世界各国，取决于世界各个区域，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和欧盟能不能继续坚持多边主义。

所以，就全球范围而言，我们要看到三个趋势没有变。第一，国际化进程没有变，美国是重要的一极，缺了这一极，世界多极化还会继续发展。第二，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的进程已经实现了全球市场的普遍性、全球供应链的多样性，这是不可逆转的。第三，多边主义不可能逆转。美国也没有完全退出多边主义，华盛顿退出的是应对气候变化环境等其不喜欢的一些领域，有一些多边组织美国会继续坚持下去。因为美国还是要继续利用这些机制维持它对世界的治理。

我们还是要冷静地观察美国未来的变化，当前华盛顿这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政策也引发美国国内的关切，所以不要过早地下结论，说什么现在国际秩序被颠覆了。我认为国际秩序过去80年是基本有效的，未来还会继续生存下去。

当然，大国以及所有国家都要认真做好对三个全球性问题的应对。第一是防止战争，防止世界大战，特别是防止核大战；第二是要应对好气候变化；第三是要管理好人工智能。这三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如果管理不好，人类可能会进入自我毁灭的时代。

罗瑞·奥尔塔（东帝汶驻华大使）：现在这个阶段，包括未来五年，是关键时刻，特别是对国际组织来说。美国的“离开”肯定是暂时的，因为历史上美国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他们总是在摇摆。所以我认为这对更多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好的机会，就是不再依赖美国，不再完全依赖任何一个大国。

今天的世界已经有许多区域崛起，比如说巴西，非洲的尼日利亚、塞内加尔，他们已经肩负起自己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们看到土耳其和中东一些国家，如卡塔尔、沙特，都在努力解决本地区的问题。因此，尽管我们面临保护主义等不少挑战，但中国和东盟之间去年的贸易额是震惊世界的。所以，今天广大国家在面临这种挑战时，其实可以更多地进步。

国际秩序是在不断演进的，80年来很多事情已经发生改变，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当然，如果想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应当以合理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增加关税或引发冲突的方式。

阿布·巴尔卡·卡里姆（塞拉利昂驻华大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上面临着许多挑战，当前更应当携手合作，确保比以前更强。美国退出了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我们反而应仔细思考该如何规划好自己发展的内生动力，而不是仅仅依靠一到两个大国。

在气候变化这个领域，非洲国家受到很大的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看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包括干旱或其他极端的天气，所以我们得好好地思考怎么去进行相关的应对、缓解，来确保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不会持续下去。

丽奈·玛雯德（肯尼亚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如今全球地缘政治有两个关键词：各国分化以及碎片化。这是比较明确的局面。该如何应对？我认为是改革，目前这个阶段可以看成是一个改革的阶段。而改革有两个重点。第一，推动全球金融架构的改革。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对非洲的影响是最大的。从非洲视角来看，应对气候变化的资源是非常少的，相关的融资机制应快速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因此需要改革全球金融架构，这样才能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第二，如果认为联合国已不适合应对现存的各种危机和问题，那我们作为发挥积极作用的各方力量，有什么办法让联合国能够更好地适应现在的形势？面对现实挑战，如何根据具体情况找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面对复杂多变格局，应主动构建多维策略

黄进（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在此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秉承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提出了旨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中国为进一步应对全球性挑战、破解全球治理难题而提出的系统性方案。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至少有五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是指明全球治理变革改革或建设的方向；二是超越了零和博弈的旧思维，倡导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包容的国际秩序；三是作为面向全球的公共产品，为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与治理、表达诉求的新平台、新机遇；四是特别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家，尽可能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全球治理不能少数国家说了算，不能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全球治理改革和建设应该由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说了算，反映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特别是世界各个国家人民的利益；五是全球治理倡议把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联系在一起，坚持国际法治是实现全球治理这一目标的根本保障，所以国际社会必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为基础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国际法，没有规则，再次回到丛林时代，那人类就进入了灾难的时代。

王帆（外交学院原院长）：当前国际格局在经历深刻调整，怎样认识这一深刻调整，同时进行把握和加以应对、引导就变得非常关键。

第一，未来格局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多极世界的形成。不光是发展中国家有这一认知，实际上美国也是如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都在不同场合谈到过这个话题。我们希望推动形成的是平等有序的多极化。

第二，在这个格局下，霸权国家为维护既有利益，会通过技术封锁、规则绑架、联盟施压等方式，扼制新兴力量的崛起；而新兴力量则在经济重建、安全自主、规则话语权等方面主动破局，所以这两支力量形成了一个长期竞争、阶段性合作的模式。这种竞争或者说博弈不是零和对抗，而是围绕全球秩序的主导权、发展红利分配权的重塑过程。在此期间，会出现谈判、妥协、合作的窗口期，但长期竞争的态势难以改变。

第三，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分割发展。全球化并没有终结，但是当今的全球化实际上在一些国家的阻挠下变得碎片化。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就形成了碎片化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经济态势。

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格局，我们不能被动应对，而应主动构建多维策略，在动态平衡中筑牢发展根基。一是在经济维度上，核心是构建动态平衡和发展韧性；推动货币的多元化，加快本币结算与数字货币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单一货币主导的不合理的结算体系；创建市场准入模式，采用模块化的贸易规则，针对不同区域市场，实施差异化的标准适配。

二是在政治维度上，关键是驾驭非对称博弈和制度竞争，要打造弹性化的发展联盟，这与西方传统联盟是不一样的，主要是通过议题来形成更深的协作。同时，把握规则的话语权，尤其是在一些新兴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

三是建立危机的缓冲机制。要设立跨越平行市场的沟通管控通道，避免因科技“脱钩”、认知偏差引发更大的意外冲突，为竞争划定安全的边界。

复杂格局背后也孕育着新的机遇，我们要善于捕捉机遇之窗。同时，危机带来创新窗口，压力往往是技术突破的催化剂，通过一些新技术的创新，避免传统技术带来的束缚和限制。

中国肩负多边主义维护者、建设者角色

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在有的时候会表现得尤其激烈，就像当前。我认为单边主义可能是在特定条件下，关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一种特殊体现方式。

回顾战后的国际关系历史，特别是在东亚，作为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体现的单边主义，其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从战后东亚秩序就可以看到单边主义的危害。关于战后东亚国际秩序，应该说在二战后期规定得已经非常清楚，从价值取向来说，是建立在同盟国击败并对轴心国惩处的价值基础之上。对一些重大问题，比如战后东亚地区的领土问题也做了明确的规定。所以这一秩序是以联合国为制度核心，以《联合国宪章》为理念基础，以当时发表的一系列重大文件为国际法依据。如著名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1945年9月2日签署的《日本投降书》。

但在当时美苏矛盾激化、冷战爆发的背景下，美国拉着日本一起搞了两个重要的“小动作”，对战后东亚秩序造成损害。第一个是1951年9月8日的《旧金山合约》，第二个是1971年日美在《旧金山合约》这个非法合约的延长线上又搞了一个双边协定（同样是非法的），把琉球（冲绳）的施政权由美国移交给日本，这给战后东亚秩序带来严重破坏。所以，单边主义的危害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是非常严重而深远的，导致了地区的对立和对抗。

王逸舟（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在中国学术界，“多边主义”这个词实际上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出现的。随着加入WTO后，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紧密接轨让我们切身地感受到多边主义给中国及世界带来的增量，对全球的稳定、和平、发展等方面带来巨大推动作用。

如今，近30年过去了，中国现在肩负着多边主义重要维护者、建设者的角色。今天，中国缴纳的会费已占到联合国会费的五分之一；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主要动能之一，占到世界经济每年增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我们也在制度等关键层面，越来越多地为了维护、推动和加强多边主义，继续为人类谋福利，作出中国自己的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从“十五五”规划建议可以看到，中国在努力推动经济全球化、推动多边主义，与更大的期许挂钩。

中国本身并非完美，我们正朝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前行，相信随着中国与世界合作的扩展，我们将为巩固全球多边主义，巩固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多边主义框架，进一步付出我们应有的努力。

苟海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伴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全球治理进入转型期。多边主义不可逆转，西方主导的传统全球治理代表性不足,难以为继。从长远看，全球治理需要适应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形成更加包容、有效、公正、合理的治理格局。

但相较世界经济基础的变化，国际政策的调整具有滞后性、曲折性。全球南方目前还无法完全填补所有的治理空白，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不会主动让权，全球治理的改革完善不会一蹴而就。转型期将是一种全球机制与区域机制并存、碎片化风险和菜单式合作并存的治理格局。

在转型期阶段，全球治理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和战略耐心。有三组关系要处理好：一是协调运筹全球性与区域性治理机制，二是兼顾全球治理改革与创新，三是统筹发展治理与安全问题。很多国家希望与中国进行合作，但有时合作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来应对传统大国美国的破坏性力量。美国采取了所谓的战略收缩，但是在全球治理领域，其方式是卸责不让权、退群不退场，即便有的时候是真的退场，它也会在场外搞破坏。因此，统筹发展治理与安全问题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通过可持续发展来增强南方国家的安全韧性，继续为主权、国际法治发出正义的声音，另一方面还需要探索增强发展中国家维护领土主权、经济主权和资源的能力，使得他们能够真正地、不受干扰地推进国际发展和国际合作。

‍怎样应对破坏性力量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可能更多的答案会在国际力量调整的过程中进一步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