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广州乱成了一锅粥。
国民党政权眼看着就要塌了，兵败如山倒。
保密局经理处处长郭旭正忙得脚不沾地，拼命指挥手下转移资产。
就在这一片混乱中，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冷冷地瞅着忙碌的下属，突然冒出一句：“广东守不了多久。”
郭旭一愣，还没敢接话茬，郑介民又抬手指了指东南方向的海峡，说了一句让郭旭后背直冒冷气的话：
“我能往，彼亦能往。
时间久了，也同样能渡过台湾海峡。”
这就奇怪了，身为国民党特务系统的“三巨头”之一，郑介民怎么会预言解放军终将跨海解放台湾？
这绝不是一句气话，而是一个顶级情报官在最后时刻，难得的一次清醒。
但这句让人后背发凉的预言，到底是谁记下来的？
这事儿啊，还得从12年后说起。
三个身份特殊的老头子凑在了一起：原军统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原国民党第49军中将军长郑庭笈、原保密局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
这三个人凑一块儿，那场面得有多尴尬？
郑庭笈是郑介民的亲堂弟，沈醉和郭旭则是郑介民的老部下。
更有意思的是，沈醉和郑介民生前那是死对头，恨不得掐死对方的那种。
可偏偏在那一年，这三个昔日的“战犯”兼特赦人员，却不得不坐在一张桌子上，合写一篇回忆录——《我们所知道的郑介民》。
沈醉提起笔的时候，心里头估计是五味杂陈。
在国民党特务系统里，戴笠那是出了名的“杀人魔王”，可郑介民呢，人家被捧成了“军事谋略家”。
沈醉恨透了郑介民。
当年在军统局，沈醉帮着毛人凤给郑介民挖坑，害得郑介民被蒋介石指着鼻子痛骂。
郑介民查出真相后动了杀心，满世界找茬想干掉沈醉。
只可惜沈醉这人做事滴水不漏，郑介民愣是抓不到把柄。
最后实在没招了，只好拿沈醉的亲信开刀。
总务处管理科科长邓毅夫就这样成了替死鬼，罪名简直荒唐透顶：贪污了一箱门锁。
那箱门锁到底值几个钱？
沈醉当时没敢问。
但他心里跟明镜似的，那几两黄金买的哪是锁啊，分明是他沈醉的脑袋。
戴笠死后，郑介民接了班，成了军统局（后来的保密局）的一把手。
那时候，人家跟蒋经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又是蒋介石的心腹，想要捏死沈醉，那真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正是因为这段梁子，沈醉后来写《军统内幕》的时候，对郑介民是极尽嘲讽，骂他是个“虚伪的特务头子”。
在他们笔下，郑介民是个典型的“南人北相”。
明明是个海南人，却偏偏长了一副北方大汉的模样，皮肤黝黑，整天挂着一副让人捉摸不透的笑容。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身永远笔挺的军装。
这身军装背后，其实藏着他和戴笠的一段陈年旧怨。
戴笠不喜欢穿军装，手下的特务们也就不敢穿。
表面上看着是“低调”，其实还不是因为戴笠军衔升得太慢，没脸穿嘛。
直到1945年3月8日，戴笠才好不容易从步兵上校爬到了陆军少将。
而郑介民呢？
早在1943年2月，人家就已经是陆军少将了；到了1944年，因为兼任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又升了中将。
所以说，郑介民天天穿着军装晃悠，纯粹就是为了气戴笠。
只要有公开场合，郑介民胸前永远挂着四排勋标。
美、英、法发的，国民党发的，宝鼎、云麾、忠勤、积学…
就像个移动的勋章展览馆。
你再看戴笠，那时候连两排勋标都凑不齐。
1932年复兴社特务处成立的时候，黄埔二期的郑介民本以为自己稳坐处长的位置，结果蒋介石偏偏选了黄埔六期的学弟戴笠。
特务处里私下流传着一个笑话：戴笠是“戴（代）处长”，郑介民是“郑（正）副处长”。
郑介民心里能服气吗？
当然不服。
他可是喝过苏联甜菜汤、吃过德国烤肘子的“海归”。
1934年春，蒋介石派他去欧洲考察法西斯体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接见过他。
军统里那些所谓的家法帮规，其实都是郑介民这位“理论家”定下来的。
他打心眼里看不起戴笠那股草莽气，觉得自己才是搞战略情报的高端人才。
还别说，事实证明，在国际情报研判这块儿，郑介民确实有两把刷子。
1942年1月，太平洋战争刚爆发不久。
身为军令部二厅厅长的郑介民，盯着地图看了半天，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测：日军将大举进攻新加坡。
他立马建议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英军上将魏菲尔加强防范。
可那个魏菲尔呢，根本没把这个中国特务的话放在眼里。
在他看来，日军的主攻方向绝不可能是新加坡。
结果怎么样？
不到半个月，日军横扫马来半岛，六万英军被打得丢盔卸甲，新加坡沦陷。
魏菲尔仓皇逃命，只带走了司令部那几个人。
事后，魏菲尔灰头土脸地给蒋介石发电报，后悔没听郑介民的警告。
蒋介石顿时觉得脸上倍儿有光，大赞郑介民“料事如神”。
后来，郑介民又准确预测了盟军诺曼底登陆的时间和地点。
正因为这些精准的情报分析，郑介民才混到了那满胸脯的外国勋章。
但这人啊，越是聪明，就越是害怕。
郑介民心里清楚，特务这行干不长久，“知道得太多”往往意味着不得好死。
他曾通过康泽向蒋介石求情，想调去中央军校或者政治部，哪怕去教书也行。
可惜，蒋介石不放人，戴笠也不想让他走——留着这么个没有野心的副手，总比来个新对手强吧？
直到1947年，局势变了。
那年11月下旬，蒋介石深夜召见郑介民。
第二天，郑介民的老婆就乐开了花，到处嚷嚷丈夫要升官了。
没过几天，蒋介石一纸令下，任命郑介民为国防部次长，主管最有油水的国防物资。
沈醉在回忆录里说这是他和毛人凤联手排挤的结果，其实不然。
郑介民这是如愿以偿地跳出了特务圈的火坑，既升了官，又发了财。
但他并没有高兴太久。
坐在国防部次长的位置上，他对战局看得更清了，心也更凉了。
1947年春，堂弟郑庭笈从陆军大学将官班毕业。
蒋介石一纸调令，让他去当第八十九师师长，立刻开赴东北。
郑廷笈兴冲冲地来找堂哥辞行。
郑介民一听“东北”两个字，脸色唰地一下就沉了下来：“东北土匪如麻，你们去了有什么办法？”
他极力劝阻堂弟，让他想办法调到昆明去。
在郑介民看来，蒋介石把精锐部队调往东北，完全是个战略错误，根本斗不过共产党。
“去了也是白白送死。”
郑介民断言道。
可郑庭笈没听进去，也没门路调动，只能硬着头皮去了东北。
结果不出所料，郑庭笈在辽西会战中被俘，成了战犯。
消息传来，郑介民难过了很久，好几天都没说话。
他救不了堂弟，但他比谁都更早看清了结局。
时间推回到1949年9月。
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郑介民对着郭旭，终于吐露了真言。
“前两年我们军队占绝对优势，都没打赢。
现在越打越弱，人家越打越强。”
郑介民叹了口气，指出了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各级长官贪污吃缺，一个连只有七八十人，士兵没有斗志。
人家那种朝气勃勃、艰苦朴素的作风，我们哪能比得上？”
这就是他预言“彼亦能往”的根本原因。
他心里比谁都明白，海峡挡得住一时，挡不住一世。
决定战争胜负的，从来不是海峡的宽度，而是人心的向背。
1959年12月11日，郑介民在台北病死，终年62岁。
即便被陈恭澍誉为“军统完人”，即便被蒋介石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郑介民临终前，恐怕依然记得那个让他背脊发凉的下午。
那是他一生中最准、也最无力改变的一次情报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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