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敦煌。
樊锦诗怀孕八个月，向单位请假去武汉生孩子。
领导一听就火了：“哪里不能生？非要去武汉？”
她没争辩，心里却翻江倒海。
武汉有丈夫彭金章，有婴儿衣服、奶粉，还有正经医院。敦煌呢？连产科医生都难找。
可她的请求被直接驳回，还被派去地里拾棉花。
没人管她挺着大肚子。
第二天傍晚，她在棉田突然见红，脸色发白。老乡赶紧把她送去医院。
病房里只有一个煤炉。没有亲人，没有襁褓，连块干净布都没有。
几小时后，孩子出生了。护士看着光溜溜的婴儿，忍不住说：“当妈的，怎么连件衣服都不准备？”
樊锦诗说不出话。
护士剪下她的棉布外套，裹住孩子。她的眼泪掉在被子上，又苦又烫。
此时，彭金章还在武汉等她。
两人是北大同学。他是生活委员，总悄悄帮粗心的她占图书馆座位。
1963年毕业，她分到敦煌，他去了武大。临别时她说：“就去三年。”
他只回一句：“我等你。”
这一等，就是五年。
1967年，他们在武大宿舍草草结婚，没宴席，没仪式。婚后几天，她就得回敦煌。从此，靠书信联系。
接到医院电报，彭金章立刻出发。
他挑着扁担，一头装奶粉、衣服，另一头是土鸡蛋，辗转五次车，跑三千多公里，赶到敦煌。
孩子已出生一周。带来的衣服太大，他就找旧布改小。他还带着一本《妈妈手册》，手把手教她喂奶、换尿布。
这个平日沉默的男人，笨拙却细致。他的出现，让樊锦诗终于喘了口气。
可孩子还没满月，单位急电召他回武汉。
樊锦诗只能一边上班，一边把孩子拴在土炕上。每天下班，她最怕家里没声音——听见哭才安心，一旦安静，就怕出事。
有一次，她推门发现孩子从炕上滚下来，差点掉进煤炉。
她再也撑不住，含泪把孩子送回彭金章老家寄养。
后来第二个孩子出生，同样被迫分离。多年后去接，母子相见竟互不相识。
谁能想到，这个当年实习时因水土不服病倒、发誓再也不来敦煌的姑娘，会在这里扎下根？
1963年毕业时，父亲曾写信求学校留她在北京。她偷偷拦下那封信。
只因敦煌研究所点名要她，只因她觉得：“国家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她熬过了住土屋、爬“蜈蚣梯”进洞窟、喝咸水的日子，也扛住了骨肉分离的痛。
原本盼着早点调去武汉团聚，可1986年调动批下来时，她犹豫了。
莫高窟已经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
彭金章看懂了她的挣扎，主动说：“我们俩总得有一个让步，那就我走吧。”
那时，他已是武大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事业正盛。但他毅然辞职，奔赴敦煌。
两人结束了19年分居。
彭金章从零开始研究佛教考古，主持莫高窟北区发掘。16年间，他把有编号的洞窟从492个增加到735个，完成百万字考古报告，为敦煌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有了他的支持，樊锦诗全身心投入保护工作。
她牵头建立科学保护体系，推动“数字敦煌”建设，在旅游开发与文物保护之间艰难平衡。她用一生兑现了对莫高窟的承诺。
她常说：“遇上老彭，是我一生的幸运。”
他们的爱情，没有甜言蜜语，只有“我等你”的坚守，和“我陪你”的抉择。
2017年，彭金章去世。
他们曾约定“忙完就去看看世界”，终究没能实现。
但他们相识于未名湖，相爱于珞珈山，相守于莫高窟的故事，早已和千年壁画一样，成为不朽的传奇。
所谓伟大，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勇。
而是有人懂你的坚持，愿为你转身，用平凡的陪伴，托起你不凡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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