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陕北一带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红15军团被改编为115师344旅。当时红15军团的军团长是徐海东，政委是程子华，改编为八路军后，徐海东出任344旅的旅长，按理说程子华应该出任政委。但令人疑惑的是，他不仅没有担任344旅的政委，甚至都没有进入344旅工作，而是被派到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工作，任党团书记兼人民武装部部长。
程子华的资历很老，参加过广州起义，后来被派到陕西军阀岳维峻的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成功领导了大冶兵暴，拉出了一支700人的队伍，充实了红5军的力量。进入中央苏区后，程子华先后担任过红40师、红41师、红14师和红22师的师长，当时著名的三杨，还都是营团级干部。任职期间，程子华率部参加了许多重要的战役和战斗，立下了赫赫战功，并因此获得了一枚宝贵的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秋季，程子华奉命来到红25军工作，担任军长，开始和徐海东、吴焕先搭档。同年冬季，红25军在敌人的重兵围攻下，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一个月后，部队来到了洛南，并在庾家河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开会期间，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徐海东和程子华双双负伤。徐海东头部中弹，昏迷了四天四夜，程子华的左手被敌人的子弹打穿，由于伤及动脉，失血过多，加上红25军当时缺医少药，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留下了终身的残疾。
大半年后，吴焕先在四坡村战斗中不幸牺牲，程子华接任政委，同时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徐海东出任军长。长征到达陕北后，红25军和陕北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出任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红15军团成立后，取得了劳山战斗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消灭敌军一个师又一个加强团，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攻。之后不久，陕甘晋省委成立，朱理治任书记，并提议戴季英出任保卫局局长，主持“肃反”。
戴季英在红四方面军担任过苏区保卫局审讯部长，参加过张国焘的“肃反”。来到红25军工作后，担任过红74师的政委，当时该师的师长正是徐海东。戴季英把张国焘的“肃反”也带到了红74师，1932年冬季，徐海东正在开会研究作战问题的时候，戴季英突然下令将220团的政委和参谋长抓了起来，同时被抓的还有40多名干部。徐海东对此极力反对，但戴季英是政委，有最后的决定权，之后在没有经过严格调查的情况下，戴季英下令将这40多名干部全部杀害。
戴季英
徐海东对此极为痛心，但却没有办法。这次朱理治在陕北搞“肃反”，还提议让戴季英主持，徐海东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但他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之后在戴季英的主持下，陕北开始“肃反”，抓了许多人，其中就包括了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刘志丹。在这场“肃反”中，数百人遭到杀害，若不是毛主席及时赶到陕北，刘志丹也可能遭遇不测。那么这些事情和程子华又有什么关系呢？
1942年，中央决定对7年前的陕北“肃反”重新审查，当时程子华正在前线抗日，他于11月14日这一天，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在电报中他说：“我对肃反及逮捕刘、高均同意。及中央到陕北后，博古、首道等认为肃反错了时，我在毛主席未到前，还说一定有问题，不会全没有。”
之后他又总结教训说：“中央对陕北之肃反问题决定发布后，我始认为错了。但根追错误根源，又自己反省，在洛甫报告了解具体情况后，开始觉悟到错误根源在于到陕北后，并未与刘、高、郭等详谈，了解他们与陕北斗争的历史，以致这样危害革命大事。”
20多天后，中央做出了决定，朱理治和戴季英（新中国成立后，戴季英出任开封市委书记，当时开封是河南的省会，他认为自己的官小了，给毛主席写信，摆功劳要官。毛主席十分生气，批示：开除党籍，永不启用。）等人都受到了严厉的处分。同时《决定》也指出“程子华同志在这一错误肃反中，也应该负一些责任。”
正因为如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程子华没能出任344旅的政委，而是被派到了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从事统战工作。1939年春季，程子华来到冀中，出任军区政委，和吕正操搭档，指挥部队多次粉碎日寇的进攻，为冀中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4年后，他调到晋察冀军区工作，担任过代司令员和政委。抗战胜利后，程子华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先是担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后来又调到东野任职。
1948年秋季，辽沈战役打响，程子华指挥了著名的塔山阻击战。在无险可守的情况下，以劣势兵力和敌人血战了六个昼夜，牢牢守住了塔山，为锦州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不久，他出任东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并奉命率部秘密入关，和华北野战军一起消灭了傅作义的王牌第35军。
平津战役结束后，四野大军南下，程子华出任第13兵团司令员，指挥部队参加了宜沙战役和衡宝战役等战役战斗，为消灭白崇禧主力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华离开部队，来到山西任职，后来又调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工作，因此错过了55年的大授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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