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湘西一个泥瓦匠捡回家一个精神恍惚的疯女人，成了他的妻子。
一个曾被寄予厚望、被全家宠爱的民国少女，怎么会沦为乞妇般的命运？
九妹生得好看，白皙细嫩的小脸蛋，性子乖巧却又带着几分顽皮，最擅长的便是讨长辈欢心。
他当时已是《晨报》《大公报》副刊上的常客，虽还称不上声名显赫，却也靠笔杆子挣得一家温饱。
他知道自己这辈子再努力，也追不上那些出身优渥、受教育系统的人，可妹妹不一样。
她年轻，聪慧，若能早点接受系统训练，再加上自己的提携，未尝不能闯出一番天地。
于是，在哥哥的安排下，九妹成了吴淞中公学校的旁听生。
可现实毕竟是现实，九妹虽聪明，却不是能沉下心来做学问的性子。
反倒是那些描写恋爱离愁的小说，她能一口气看完三四本，还能背出女主角说的台词。
可九妹只是淡淡一笑：“可我并不怕依附哥哥。”
他的期望太重了，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他不断为九妹创造各种“机会”，介绍朋友、引荐社交圈。
她不懂他们的典故，也插不上他们的话题。几杯茶下肚，她只是低头摆弄旗袍的纽扣，或者机械地露出一个微笑。
她回到家时，常常将自己关在房间，点一盏昏黄的煤油灯，沉溺在那些书里虚构的浪漫世界。
他愿为妹妹掏空自己的一切，却终究换不来她真正的振翅高飞，九妹，终究不是林徽因，也不可能成为林徽因。
她只是那个生在湘西、长在温室里的小女孩，曾在哥哥的梦想中短暂发光，却最终淹没在现实的暮色中。
那年春天，九妹在沈家的客厅第一次见到了刘祖春，他刚从湘西北部的山村赶来，脸颊上还残留着长途跋涉的风尘气息。
他身形瘦高，皮肤黝黑，带着一种典型的乡村青年特有的朴实与倔强。
九妹正巧从书房出来，刘祖春站在门边，一时不知该向谁开口，她抬头看他，那人脸上露出羞涩的微笑。
九妹没说话，只是点点头，算是回应，自那以后，刘祖春每逢周末都会来沈家拜访。
那时的九妹已过二十，她心思敏感，却从未真正爱过人，而刘祖春的出现，恰如一枚石子，轻轻投进了她平静的心湖。
他常常与她并肩坐在院子里的小藤椅上，说些关于《红楼梦》的见解，说起鲁迅、郁达夫、说起他对“民族的命运”的看法。
九妹不完全理解，却听得津津有味，她喜欢他的声音，喜欢他在阳光下专注倾诉的神情。
刘祖春从不曾向她表白，但他也从未拒绝她的靠近，他替她挑书，帮她解答外语难题，有时还会冒雨送来一只她说喜欢的毛绒玩偶。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战火迅速吞噬了北平原本安逸的学术气息。
那天清晨，刘祖春匆匆来访，他没有坐下，只是问张兆和：“嫂子，可否借我二十元路费？我要走了。”
张兆和一愣，九妹闻声赶出，脸色骤变：“去哪？”
刘祖春没有看她，只是低声说：“延安。”
张兆和递上钱，他接过后连句告别都没有说，就转身离去，九妹怔在原地，一动不动。
她想追上去，话已至喉咙却卡住了，那天晚上她整整坐了一夜，直到天色发亮。
从那以后，九妹仿佛变了一个人，她不再梳头，不再读书，饭菜也只是敷衍几口便放下。
可当他某天在清晨醒来，发现九妹不知何时跑到街上，将家中仅有的几罐白面分给了几个叫花子，还一边念佛一边笑着说“来世做福人”，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可没过多久，日军轰炸昆明，九妹在轰炸中受惊，又在随后的洗劫意外中受到刺激。
从那以后，她的精神越来越恍惚，语言已经彻底混乱，无法与人正常交流。
回到湘西的九妹，起初还算安静，可终日被锁在阁楼里的日子，很快让她的神智愈加破碎。
她不愿穿布衣，一定要穿那件旧旗袍；她对镜梳妆，对着空气轻声说话。
有一次，趁人不备，她推开窗户想逃走，结果从楼上跌下，摔断了腿，整整躺了半年。
几个月后，泥瓦匠莫士进去沈家修屋顶，揭开瓦片时，竟在偏屋上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正盘腿坐在屋脊上，嘴里念念有词。
她见到他，眼神瞬间亮了，她主动与他攀谈，和他聊起北平的那些事。
工期结束那天，莫士进收拾好工具要离开，她忽然从窗户跳下，跟着他走了。
莫士进愣住了，但最终还是带她回了家，没人知道他为何这样做，也许是出于怜悯。
总之，从那日起，这个疯女人成了他的妻，他家就在乌宿河畔的一条破船上，四处漏风。
1947年，九妹生下了一个男婴，莫士进给他取名“莫自来”，孩子的到来让九妹短暂恢复了一些平静。
1959年，湘西大旱，粮食歉收，饿殍遍地，乌宿的村民每天靠野菜、树皮充饥。
莫家破船上已无米下锅，九妹开始浮肿，步伐蹒跚，终于有一天，她倒下了。
莫士进用背篓背着她的遗体，穿过村口，穿过田埂，把她葬在酉水边的沙洲上，那年，她四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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