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每当读到这句诗，我都忍不住要把书合上，发一会呆。
写出这般豪言壮语的那个热血青年，那个在1910年北京银锭桥下埋炸药，试图刺杀摄政王载沣的英雄，怎么一转身，就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头子。
要知道在民国那个大染缸里，汪精卫算是个异类，他不爱钱也不好色，私生活干净得简直像个苦行僧，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完美的人，在民族存亡的关口，跪得比谁都干脆，比谁都彻底。
这到底是为什么，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35年的南京，那是一个深秋的上午，国民党六中全会正在召开，记者们架着长枪短炮，等着大人物们合影。
谁也没料到，变故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一个叫孙凤鸣的刺客突然冲出，对着人群就是三枪，本来这枪是给蒋介石准备的，结果老蒋那天疑心病发作没出来，子弹就全招呼在了汪精卫身上。
其中一颗子弹，不偏不倚死死卡在了汪精卫的脊椎骨里。
可以说这颗取不出来的子弹，不仅折磨着汪精卫的后半生，更像是打碎了他的胆魄。
在那之后，原本就性格优柔寡断的汪精卫，彻底变了，他在病床上疼得死去活来，脑子里开始算一笔理性的账。
那时候，他和周佛海搞了个低调俱乐部，这帮人聚在一起不干别的，就专门研究怎么“悲观”，他们摊开地图，对比中日的军力，国力，GDP，算来算去，得出的结论就一个：打不过。
在汪精卫眼里，那些喊着抗战到底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傻子，他觉得自己才是那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智者。
战必大败，和可保存，这是他挂在嘴边的理论，其实，这种所谓的精英理性，说白了就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他被那颗子弹吓破了胆，把懦弱包装成了曲线救国。
可是，光有怕死还不够，还得有点自恋，汪精卫这个人，太想当主角了。
在国民党内部，他资历比蒋介石老，名气比蒋介石大，可偏偏手里没兵权，处处被老蒋压一头。
这种落差，让他产生了一种扭曲的心理：既然你蒋介石要抗战，那我就偏要主和。
1938年，他居然抛下重庆的烂摊子，跑路到了河内，发了那封臭名昭著的“艳电”。
他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登高一呼，日本人就会给面子，给他一个体面的和平。
结果呢，日本人反手就甩给他一份《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
这哪里是条约，这分明就是一张奴隶契约，承认伪满洲国，允许日军驻兵，经济命脉全交。
当时连跟着他跑路的亲信高宗武，陶希圣都看傻了，觉得这要是签了，那就是万劫不复，这俩人还算有点良心，带着密约原件跑回香港曝光，搞了个震惊中外的高陶事件。
但这会儿的汪精卫，已经没有退路了，他那种病态的烈士情结又发作了，他跟老婆陈璧君哭诉，说自己这是跳火坑，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是为了给沦陷区百姓换口饭吃。
你看，明明是卖国，他非要感动自己，把自己演成一个忍辱负重的悲剧英雄。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1943年，汪精卫去长春访问伪满洲国。
在那个曾经属于中国的土地上，他作为友邦元首，毕恭毕敬地对着溥仪，那个曾经被他视为革命对象的清朝废帝，行了三鞠躬的大礼。
这一幕，真的是充满了黑色的讽刺，三十年前，他要炸死溥仪的爹，三十年后，他跪在溥仪的脚下。
据说回来之后，汪精卫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嚎啕大哭。
可这眼泪又有什么值钱的呢，膝盖软了，脊梁断了，再多的眼泪也洗不刷那身汉奸的皮。
1944年，那颗卡在脊椎里的子弹终于要了他的命，他死在了日本名古屋，死前还得忍受日本人像摆弄标本一样的治疗。
为了怕人掘墓，他的尸体运回南京后，陈璧君特意让人在梅花山的墓穴里掺了几吨碎钢块，浇筑了厚厚的混凝土。
可是，这又有什么用，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天，何应钦派工兵用了150吨炸药，轰的一声，直接把那座坚固的坟墓炸了个底朝天。
棺材被劈开，尸体被拖出来，直接送进焚尸炉烧成了一把灰，随手扬在了路边的水坑里。
真的，有时候我在想，如果1910年那一刻，他真的死在了银锭桥下，那该多好，那样历史上会多一个慷慨悲歌的烈士，少一个遗臭万年的汉奸。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汪精卫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在大是大非面前，什么不贪财，不好色，什么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统统都是扯淡，骨头软了，人也就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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