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深圳墟受降仪式现场,出现了一幕让日军少佐眼珠子差点瞪出来的画面。
当时气氛那个压抑啊,日军指挥官正垂头丧气地交军刀呢,结果一抬头,看见站在东江纵队大队长邓华身边的那个翻译官,整个人瞬间就炸了。
这哥们儿连投降的礼仪都顾不上了,指着那翻译官就喊:“铃木三郎?
你...你怎么在支那军队里?
你是皇军的人!”
那个被叫作“铃木三郎”的年轻人,只是冷冷地扯了扯衣领,用一口比日本人还地道的京都腔回了一句:“睁大狗眼看清楚,老子是中国人,叫陈敏学。”
这事儿要是拍成电影,绝对是全片最高潮。
谁能想到,那个被日军当成“帝国模范”养大的少年,竟然是在敌人心脏里埋得最深的一颗雷。
要把这事儿捋清楚,咱们得把时间条往回拉,拉到一九三八年。
那时候的深圳墟,可不是现在的一线城市CBD,但也是个战略要地。
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广东那边瞬间就乱套了。
日本人占了深圳后,发现硬杀不行,得玩阴的,于是搞了个“文化清洗”。
他们在深圳墟弄了个所谓的“日语学校”。
这学校是干嘛的?
说白了就是个洗脑工厂。
他们想把中国的下一代,全变成只会说日语的“二等公民”。
9岁的陈敏学,就是这时候被强行抓进去的。
他爹妈当时为了护着孩子,被打得浑身是血,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被拖走。
在那地方,小孩只有两条路:要么反抗被打死,要么顺从变奴才。
可陈敏学这孩子,愣是走出了第三条路。
刚进去那会儿,别的小孩哭得撕心裂肺,宪兵上去就是一枪托。
陈敏学不哭,他这时候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儿,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
日本人为了诱导小孩学日语,搞了个KPI考核:谁学得好,每天奖一杯大米。
在那个老百姓连树皮都啃光的年代,这一杯米就是命。
陈敏学开始玩命学,起早贪黑背单词,很快就成了学校里的学霸。
日本人高兴坏了,觉得这孩子有前途,大大滴好。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陈敏学每天领了米,一口都没舍得吃。
到了每周一次的“放风日”,这孩子就把攒下来的发霉的大米,偷偷分给快饿死的街坊邻居。
吃的是日本人的赏赐,救的是中国人的命,这是一个9岁孩子的觉悟。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
到了1943年,陈敏学14岁了。
因为日语说得太溜,甚至带上了那种只有日本土著才有的口音,日军指挥部直接把他调去当翻译,后来又进了安东洋行。
这时候的他,还有了个日本名——“铃木三郎”。
在外人眼里,这就是个标准的“小汉奸”。
穿着日本军装,在那点头哈腰,帮着日本人干活。
背地里,老百姓戳着脊梁骨骂他祖宗十八代。
这种委屈,一般成年人都受不了,更别说是个14岁的半大孩子。
白天他得陪着笑脸,晚上躲被窝里,还得强迫自己用中文自言自语,生怕哪天一觉醒来,真把自己当日本人了。
转机出现在那个冬天的一个深夜。
有人敲响了陈敏学的门。
来人胆子也是大,直接自报家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也就是后来的东江纵队)。
陈敏学当时腿都软了,以为是来锄奸的,心想这下完了。
结果对方说:“你的事儿我们都盯着呢。
你在洋行没干过坏事,还接济乡亲,我们信你是中国人。”
这句话,就像一束光照进了深井里。
陈敏学哭都没敢出声,当场就答应了。
从那天起,“铃木三郎”只是个皮囊,里面住着的,是红色特工陈敏学。
但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那是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玩命。
1944年,日军好几次扫荡都扑了个空,损兵折将。
宪兵队长中岛是个老狐狸,立马意识到内部有鬼。
一场针对内部人员的大清洗开始了。
那天,陈敏学被带进了宪兵队审讯室。
那地方,进去能活着出来的没几个。
老虎凳、辣椒水摆了一地,空气里全是血腥味。
中岛这次没废话,直接拔出军刀,冰凉的刀刃贴在陈敏学的脖子上。
“我数30个数。
你不招,脑袋就搬家!
30、29…
这就是心理战。
中岛其实没证据,他就是在赌。
如果陈敏学眼神有一丝慌乱,或者稍微求饶,那刀肯定就砍下去了。
在这漫长的30秒里,陈敏学大脑其实是一片空白的。
但他死死咬住一个念头:我是翻译,我啥都不知道,你要杀就杀。
他闭上眼,摆出一副“我是良民我很冤枉但你要杀我也没办法”的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10、9、8…
倒数结束那一刻,陈敏学感觉脖子一凉,皮破了,血流下来了。
但他没死。
耳边传来中岛变态的大笑声:“哈哈哈!
铃木君,你滴,大大的忠诚!”
他在赌桌上把命押了上去,这一局,他赢了。
经过这一劫,日本人对“铃木三郎”那是百分之百的信任。
此后,日军的兵力部署、扫荡路线,就像不要钱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到了东江纵队手里。
日军到死都再没怀疑过这个他们亲手培养起来的“好学生”。
直到后来日本投降,陈敏学脱下那身让他恶心了八年的皮,换上游击队军装的那一刻,深圳的老百姓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被骂了这么多年的“汉奸”,是在替大家在鬼门关前挡子弹。
那个年代,像陈敏学这样的无名英雄太多了。
他没有什么专业的特工训练,也没什么神剧里的飞檐走壁,他有的,只是那股子“我是中国人”的执念。
1945年的那场受降仪式后,关于“铃木三郎”的传说在老东门流传了很久。
那个少年用八年的忍辱负重告诉我们,有些骨气,是刻在骨头缝里的,谁也剔不掉。
后来,老人只是淡淡地提过一句,那几年,他做梦都在想吃一碗家里的白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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