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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组建所谓“和平委员会”，并向全球多国发出参与邀请，意图昭然若揭。此举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审视，尤其在中俄回应之间显现出明显差异。普京方面虽表态愿支付高额“入会费”，但同步提出关键性前置条件，究竟设下何种门槛？中方则以一句高度凝练的表态清晰划界，传递出怎样的深层信号？
白宫高调向超过60个国家发送邀请函，原以为可迅速集结支持力量，打造由美国主导的新国际机制，然而现实反应冷淡至极。法国率先公开拒绝加入，明确指出该委员会可能动摇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核心的合法性基础；挪威等欧洲国家紧随其后，宣布不参与这一脱离现有国际框架的倡议。即便部分国家口头表示兴趣，却无一真正承诺资金投入——毕竟没有国家愿意耗费10亿美元，只为换取一个听命于华盛顿的政治头衔，这种交易显然缺乏吸引力。
各国保持警惕并非无据可依，美国绕开联合国单边行动的历史早已留下深刻教训。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联合北约在未获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南联盟实施长达78天的空中打击，造成逾八千名平民伤亡，更严重的是，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遭导弹袭击被毁，多名外交人员受伤，事件震惊世界。此外，美军使用国际禁用的贫铀弹，致使当地生态环境长期受损，癌症与血液疾病发病率持续攀升，至今未能恢复。
2003年伊拉克战争更是典型例证：美方以虚构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入侵，全然无视国际社会劝阻，最终导致二十万至二十五万名伊拉克平民丧生。战后多年，伊拉克境内仍遗留约2500万枚未爆地雷和战争残骸，而所谓“威胁证据”始终未曾现身，这场基于谎言的军事行动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的重大污点。
如今特朗普重启类似操作，仅将名称更换为“和平委员会”，实则延续一贯的单极霸权逻辑。在他看来，联合国这一允许各国平等发声的平台，妨碍了美国对全球事务的绝对掌控。而新设机构的权力架构已暴露其本质：七人执行委员会中，除美国国务卿、总统特使外，甚至包括其女婿库什纳在内的亲信成员，整个决策层几乎完全由美方内部人士构成。如此封闭排他的组织结构，如何承载真正的国际和平使命？
正当该计划因无人出资陷入停滞之际，普京的回应意外扭转局势。收到邀请仅两天后，俄方即宣布愿意缴纳10亿美元会费，消息传出一度令人误判莫斯科或将妥协退让。但紧随其后的附加条件迅速揭示这是一次极具战略智慧的外交反制。
俄总统明确提出：这笔款项可直接从西方自2022年起非法冻结的约3000亿美元俄罗斯海外资产中扣除。这些资金主要存放于欧美金融机构，其扣押行为从未获得联合国授权，纯属美欧出于政治目的实施的单边制裁措施。此提议一旦被接受，意味着美国必须承认这些资产的所有权仍归属俄罗斯，从而动摇其制裁合法性的根基。
与此同时，俄方进一步设定规则：其余被冻结资产的处置，须待俄乌签署正式和平协议后再行协商用途。此举成功将乌克兰问题置于该委员会议程的核心位置，迫使美国无法再选择性忽视这一关键冲突。俄罗斯通过一次精准回应，不仅化解被动局面，更将议题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手。
这一策略展现出多重优势。舆论层面，俄方彻底打破西方可能构建的“阻碍全球和平”叙事，主动展示参与国际合作的诚意，同时强调合作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与法律正当性的基础上；
利益层面，原本属于惩罚性质的资产冻结议题，被巧妙转化为国际公共事务合作资源，使美国陷入两难抉择：若同意扣款，则等于变相承认冻结行为违法；若拒绝，则暴露出其所谓“和平倡议”不过是服务于自身地缘目标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外交部重申原则立场：任何和平机制都不得实行双重标准，不能只聚焦加沙地带局势，却对乌克兰危机避而不谈。
对俄而言，乌东冲突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底线，绝不容许美国借“和平”之名，构建一个刻意规避核心争议的虚假多边舞台。
面对同一份邀请，中方回应简洁而有力：“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短短一句话，既点明特朗普倡议的本质缺陷，也确立了中国在全球秩序中的根本立场。这不仅是政策声明，更是价值宣示，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心声与诉求。
自1945年成立以来，联合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具普遍性、代表性与权威性的政府间组织。七十余年来，它主导制定了大量国际法规范，发起超过70次维和任务，在缓和地区紧张、防止冲突升级方面发挥不可替代作用。
例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正是依靠联合国秘书长的有效斡旋与谈判平台，才促使美苏达成妥协，避免人类滑入核战争深渊；新冠疫情暴发期间，联合国协调全球医疗物资分配，推动疫苗公平可及，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全球抗疫注入稳定力量。
联合国之所以能成为国际体系支柱，根本在于坚持主权平等与和平解决争端两大原则。无论国家大小强弱，皆可在这一平台上平等对话、共商对策，这正是多边主义的真实体现。
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道路，反对任何形式的集团化、排他性小圈子。相比之下，特朗普所推“和平委员会”实质是伪多边主义的翻版，打着合作旗号，行控制之实，本质上仍是拉拢盟友、排斥异己的阵营政治，与美国长期构建的各种军事同盟并无二致。
这类机制往往将单一国家意志包装成“国际共识”，凌驾于普遍规则之上，最终服务于特定地缘私利，严重侵蚀国际公理与法治精神。
长期以来，美国对联合国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合意则用，不合意则弃。当决议不符合自身利益时，便频繁动用否决权阻挠安理会行动，甚至单方面退出多个重要国际机构。特别是在巴以问题上，美国屡次否决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停火决议，严重削弱联合国调解能力。
随后又趁地区动荡之际推出所谓“和平委员会”，企图填补真空，实则是借机架空联合国职能，谋求由其主导全球事务走向。这种“拆台—重建”的操作模式，暴露其重塑国际秩序的战略图谋。
中方表态不仅是对此类行为的明确否定，更是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坚决捍卫。国际社会普遍意识到，一旦联合国的核心地位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由某个强国主导的等级化秩序，那么世界和平的基础将彻底崩塌。
届时，中小国家的话语权将被系统性剥夺，区域冲突将更加频发且难以调停。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同并支持中国的立场，因为它们深知：唯有坚守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架构，才能保障自身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权利，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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