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的北京，一场政协内部的酒会上，气氛本来挺融洽的。
大伙儿推杯换盏，聊得正热闹。
可偏偏在角落里，一位头发花白、身形消瘦的老人，端着酒杯的手抖得跟筛糠似的。
他这手抖，可不是因为帕金森，纯粹是气的。
老人的眼珠子死死瞪着不远处的一个人，那眼神恨不得要在对方身上烧出个洞来。
周围人还没反应过来，这古稀老人已经把牙咬得咯咯响，摆出一副要冲上去动手的架势。
这一年，他刚走出战犯管理所没多久，当上了政协常委。
而在他对面谈笑风生的，正是他当年的老部下，如今威风八面的解放军开国少将。
这是多大的仇，能让一个快八十岁的老头子，出了狱还要当众上演“全武行”？
这一切的恩怨，还得从那个让他这辈子都过不去的坎儿——淮海战役说起。
对于黄维来说，他人虽然活着，可魂儿似乎永远被困在了1948年的双堆集。
那是淮海战役最惨烈的时候。
作为国民党第12兵团的司令长官，黄维手里捏着的可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全副美式装备，那是国军企图翻盘的最后赌注。
可谁承想，这支庞大的机械化部队，愣是被死死地堵在了双堆集这个小口袋里，动弹不得。
那时候真是到了绝境。
粮食没了，子弹也快打光了，突围成了唯一的活路。
就在这个要命的节骨眼上，一个人站了出来。
他就是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
在作战会议上，廖运周拍着胸脯，慷慨激昂地主动请缨要当突围的先锋。
看着这位“黄埔学弟”那坚毅的眼神，黄维心里那个感动啊。
在那个军心涣散、人人只想保命的时候，居然还有人愿意为了兵团去啃最硬的骨头，这是什么？
这就是“忠勇”啊！
黄维当时是一点儿怀疑都没有，甚至还觉得有点亏欠这位学弟。
为了保证突围能成，黄维大手一挥，把兵团里最精锐的坦克团、火力最猛的榴弹炮营，甚至连空中支援的优先权，一股脑儿全拨给了廖运周。
他这是把突围的所有希望，把全兵团的身家性命，都押在了廖运周身上。
可现实，给了黄维最响亮的一记耳光。
廖运周的真实身份，那是深藏不露的中国共产党员。
黄维精心调配的那些重武器，愣是一发炮弹都没落在解放军的阵地上。
廖运周带着全副武装的110师，大摇大摆地通过了中野的阵地，就在两军阵前，起义了。
这事儿最要命的还不是起义本身，而是廖运周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
整整三天，黄维那边一点信儿都没有。
在这三天里，黄维还在那儿傻傻地等着先锋部队撕开缺口的捷报呢，还在按部就班地准备后续部队跟进。
他就像个被蒙住眼睛的瞎子，站在悬崖边上还在那儿盲目地挥拳头。
等到真相大白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110师这一反水，不光带走了最强的突围火力，更像是一把尖刀直接插进了12兵团的心窝子。
原本就脆弱的防线瞬间被撕得粉碎，军心一下子就崩了，突围变成了大溃败。
也就是在那一刻，黄维从不可一世的兵团司令，彻底沦为了阶下囚。
这种被最信任的人“背后捅刀子”的痛苦，比在战场上输个精光更让黄维受不了。
他在战犯管理所里蹲了那么多年，对于那场仗，他反思了无数回。
他承认杜聿明指挥有问题，他常说：“徐蚌会战，败就败在杜聿明。”
但他对杜聿明没那个恨意，那是技不如人，是指挥系统乱套了。
但他对廖运周，那是彻头彻尾、钻心刺骨的“恨”。
这股子恨意，支撑着他在战犯管理所里跟人顶牛顶了27年。
在这27年里，他成了里面最著名的“硬骨头”。
1959年，新中国第一次特赦战犯。
这本来是黄维重获自由最好的机会。
当时，他的老长官杜聿明、同僚王耀武都在名单上。
论资历、论表现，只要黄维肯低个头，写张悔过书，立马就能走出高墙。
可黄维偏不。
面对管理人员的劝导，他脖子一梗，扔出那句名言：“我无罪可悔！”
在他看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在战场上尽忠职守，有什么罪？
这种近乎偏执的逻辑，让他白白错失了整整16年的光阴。
直到1975年，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71岁的黄维才终于走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这时候的他，早就从壮年变成了古稀老人，外面的世界也早就变了天。
也就是在出狱后不久，在那次让他失态的酒会上，真是冤家路窄。
廖运周这时候已经是解放军开国少将、民革中央监察委员，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混得风生水起。
虽然按级别算，当了政协常委的黄维还要高上一级，但看着当年那个骗走自己坦克大炮的“叛徒”如今这么风光，黄维积压了快30年的火气，“腾”地一下就上来了。
要不是旁边有人死命拦着，这两位加起来一百多岁的老人，怕是真的要当场干一架。
黄维的老部下、同样被特赦的杨伯涛也在一旁帮腔，指着廖运周破口大骂。
黄维指着廖运周，气得脸红脖子粗，骂道：“这个廖运周，真把老子害苦了！
没有他，我还不一定败呢！”
“付之一笑？”
这哪是一句气话啊，这就是黄维这一辈子的写照。
他是个纯粹的军人，纯粹到眼里揉不进半粒沙子。
你知道吗？
在《毛选》里，黄维的名字出现了144次，是所有国民党将领里出现次数最多的。
这倒不是因为他战略眼光有多高明，而是因为他太“凶悍”、太“顽固”了。
他是黄埔一期生，天子门生里的佼佼者。
34岁就当上了整编第18军军长，那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
在他的人生字典里，好像只有“进攻”这俩字。
哪怕到了晚年，有记者问起淮海战役，被问急了的黄维，依然会像个不服输的小孩子一样吼道：“要不咱们各退20里，再打一次？”
这话听着挺滑稽，甚至有点荒诞。
但在黄维的逻辑里，这关乎一个军人的荣誉。
他输得不服，因为他觉得不是输给了战术，而是输给了“诡计”。
这就是黄维，一个活在自我逻辑里的旧军人。
不过，出狱后的黄维，虽然在私人感情上死活接受不了廖运周，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却亮出了一个爱国军人的底色。
他拒绝了去国外定居的邀请，铁了心留在了大陆。
晚年的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扑在了两岸统一的事业上。
他利用自己在黄埔系里的威望，一封接一封地给身在台湾的老同学、老部下写信，劝他们为祖国统一出力。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国共两党也是可以一笑泯恩仇的。”
这话从那个连廖运周都无法原谅的“顽固派”嘴里说出来，分量那是相当重。
因为他分得清，什么是个人恩怨，什么是民族大义。
1989年，黄维本来计划跨越海峡，去台湾访问。
这本来会是一次破冰之旅，一次历史性的重逢。
可谁知道，就在出发前夕，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一年，他85岁。
他终究没能等到重回台湾的那一天，也没能等到两岸统一的时刻。
但他去世后，海峡两岸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这在国民党将领中，可是极少见的殊荣。
回过头看黄维这一生，他或许算不上什么识时务的智者，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还成了历史潮流的“绊脚石”。
但他用那一股子至死方休的“倔劲儿”，诠释了什么叫军人的骨气。
他恨廖运周，是因为他觉得那是对袍泽兄弟的背叛；他爱这个国家，是因为他始终记得黄埔军校门口那副对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
是非功过，历史自然会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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