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北京功德林的大门缓缓打开。
最后一批战犯特赦名单终于公布了，黄维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会儿，距离他的老部下——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走出高墙，已经过去了整整16年。
作为曾经统辖十几万大军的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战犯管理所的日子过得可不算舒坦。
他不仅是最后离开的，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
按理说，当年跟他一块儿被俘进来的，还有四个军长、四个师长，这“陪读”阵容够豪华了吧？
可怪就怪在，当黄维在里面挨揍的时候，这些昔日对他唯命是从的部下，不仅没人拉架，反倒在一旁拍手称快。
这梁子，还得从1960年那记响亮的耳光说起。
那是战犯管理所的一次学习小组会，动手的不是别人，正是原军统局少将董益三。
起因也挺简单，大家都在老老实实写检讨，黄维偏不，非要在纸上写打油诗讽刺大伙儿：“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旁边的晋绥军将领梁培璜探头一看，顿时炸了锅。
组长、副组长一拥而上，董益三更是火冒三丈，二话不说，直接给了黄维一耳光。
黄维刚想还手，结果被人多势众的“同学们”一把推倒在地，摔得满脸是血。
这时候，同在一个学习小组里的十二兵团旧部在干嘛？
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冷眼看着，第十军军长覃道善一声不吭。
这帮曾经的将军心里估计就一个字：该！
这种恨意哪是一天攒下的？
早在1948年的淮海战场上，黄维就亲手把这颗雷埋下了。
让这帮军长师长最寒心的第一件事，就是黄维在“毒气弹”问题上的甩锅。
第十军军长覃道善，那是个憨厚的大胖子，结果成了功德林里少有的几个被判过死刑的人。
为啥？
罪名重啊：在淮海战役突围时使用毒气弹。
虽然判决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但他这条命差点就交代了，直到1961年才获特赦。
覃道善冤不冤？
他在回忆录里大呼冤枉：“兵团司令部确实发了毒瓦斯弹，但当时是大冬天，刮东北风，我们向东北跑，放毒气那不是毒自己吗？
所以我根本没用，突围时全扔了。”
既然没用，咋还判死刑？
这就得问问黄维了。
这位司令官把责任推得那叫一个干净。
面对解放军的审讯，黄维把头一摇：“毒气弹是分配给各部自行掌握的，具体用没用，我不清楚。”
这一句轻飘飘的“不清楚”，差点送了覃道善的命。
其实毒气弹到底用没用？
杨伯涛倒是敢作敢当。
他在回忆录里承认：“一一八师确实发射了毒瓦斯弹，解放军攻势一度停止。
后来在双堆集西边，为了夺回一座山庙，我也命令尹钟岳配合毒气弹攻击，但效果不好。”
杨伯涛用了，而且肯定汇报给了黄维。
可黄维装作毫不知情，让两个军长去顶雷。
这种拿部下性命当挡箭牌的做法，谁能不恨？
如果说毒气弹是“卖队友”，那双堆集突围这事儿，简直就是赤裸裸地“坑队友”。
1948年12月15日，双堆集包围圈已经被围得铁桶一般。
黄维下令：黄昏时分，全线突围。
听着挺像回事儿，是集体行动，可杨伯涛和覃道善很快就发现，自己被耍了。
杨伯涛回忆说：“下午四点多，还没到点呢，黄维和胡琏怕夜里坦克不好开，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带着第十一师和战车部队提前溜了！”
杨伯涛还在傻傻等命令，跑出掩体一看，西北方向早就乱成一锅粥。
派人一问，才知道司令官早就坐着坦克没影了。
覃道善更惨，他在回忆录里虽然没点名，但那怨气隔着纸都能闻到：“有的为了保命，竟不顾规定时间提前逃走。
部队顿时引起骚乱，根本无法组织突围。”
这一跑，军心瞬间崩盘。
原本如果有序突围，大家还有一线生机。
你看第十八师师长尹俊、第七十五师师长王靖之，就是趁乱冲出去的。
可黄维和胡琏这两辆坦克一跑，把杨伯涛、覃道善这几万人直接扔给了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解放军。
杨伯涛和覃道善最后是被生俘的。
被俘的那一刻，他们看着满地的残兵败将，再想想那个提前开溜的司令，心里早就把黄维千刀万剐了。
说到底，黄维这个司令从根儿上就不称职。
他是个标准的“书呆子”，当过校长，打仗也把部下当学员训，指挥全靠拍脑门。
最典型的就是强渡涡河。
黄维那是真敢下令，根本不派人侦察水深水浅，大手一挥就让部队过河。
结果一一八师的一个团跟下饺子似的跳进去，当场淹死大半，剩下的被对岸火力当活靶子打。
那是几千条人命啊，就因为他一个不过脑子的命令，全成了河底的冤魂。
还有蒙城之战。
黄维和杨伯涛明明就在同一个城里，近在咫尺。
可是黄维下达行军命令时，居然连个招呼都不打，也没召集军长们开会研究。
杨伯涛接到命令时一脸懵，看着地图直冒冷汗，他预感到解放军已经布好了口袋阵。
但军令如山，黄维让他往火坑里跳，他不敢不跳。
结果正如杨伯涛所料，整个十二兵团十几万人，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送进了双堆集的死地。
更让将士们齿冷的是黄维对伤兵的态度。
被包围在双堆集时，正值严冬，大雪纷飞。
第十二兵团的伤兵接近一万人。
黄维怎么处理的？
他让工兵挖了几条露天壕沟，把伤员往里一扔就不管了。
杨伯涛回忆起那一幕都觉得惨不忍睹：“无医无药，没有食物。
轻伤的冻成重伤，重伤的直接冻死。”
外面是数千伤兵在冰天雪地里哀嚎等死，司令部里是啥光景？
胡琏从南京带回来的洋酒、香烟、水果堆积如山。
黄维和胡琏躲在暖和的掩体里喝着洋酒，策划着如何坐坦克逃跑，全然不顾外面几万兄弟的死活。
这哪里是“固守待援”，分明就是让部下当人肉沙包，给自己争取逃跑时间。
所以，当黄维在战犯管理所里被打得鼻青脸肿时，杨伯涛、覃道善这些前军长们，心里没有一丝怜悯。
在他们眼里，这个书呆子司令不仅无能，更是自私透顶。
那些侥幸逃脱的人，如副司令胡琏、副军长谷炳奎，早已去台湾过起了另外的生活。
而被俘的这些将领，命运各异。
没有特赦的吴绍周因为主动投诚，早早回乡；王岳和王元直去了刘伯承元帅的军校当教官；只有潘琦在1951年被镇压。
剩下的，都在功德林里熬着。
杨伯涛1959年第一批就特赦了，夏建勣1960年第二批，那个差点被枪毙的覃道善也在1961年走出了高墙。
只有黄维，因为拒绝改造、自诩“忠臣”，一直硬顶到了1975年。
有人说黄维有骨气，是硬汉。
可这算哪门子硬汉？
如果真有骨气，在双堆集兵败如山倒时，为何不像他效忠的“领袖”要求的那样成仁取义？
如果真有担当，为何在审讯室里要把毒气弹的死罪推给部下？
他所谓的“倔强”，不过是在确认性命无忧后的表演罢了。
在生死关头，他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大部队，钻进了逃命的坦克。
1975年，当黄维走出功德林的大门时，身后留下的是长达27年的牢狱岁月，和众叛亲离的凄凉名声。
那些曾经为他卖命的军长师长们，早已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新生活。
而在他们心中，关于黄维的评价早就盖棺定论：
作为一个军人，他盲目指挥，坑害三军；作为一个长官，他争功诿过，薄情寡义。
那一记扇在他脸上的耳光，或许迟到了十二年，但绝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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