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外滩教育（ID：TBEducation0）
文：Luna
前段时间，看到有很多人分享了这样一条感慨：这一代孩子很可能过不上父母辈品质的生活。
小到自己平时只喝一两元的袋装酸奶，爸爸妈妈家里的酸奶单价却在10块以上；
大到孩子留学归来，被嫌弃“不够拼”，大公司没机会、没头衔、没预算……
“中产二代滑落”的情况，大家都心照不宣。而杜克大学社会系副教授杰西·斯特雷布（Jessi Streib）选择花费了10年，直面这个问题。
她聚焦美国100多名中产家庭孩子，他们几乎涵盖了中产家庭的各种背景，社区环境或保守或开放，父母学历有高有低，工作也不尽相同。调查结果却很扎心，有47%的孩子在求职后，跌落中产阶层。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年轻一代跌落，时代和社会因素不可忽视，也是最难改变的条件之一。但杰西所追踪的这些孩子身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社区小环境，小家庭内部对个体的重要影响。
最让我感到怅然的一点是，我们和杰西可谓旁观者清，但这些孩子竟然对自己跌落的缘由毫无头绪。这更加说明背后原因的隐蔽性。
1
给了孩子梦想，
却没给他们立足现实的“阶梯”
在杰西·斯特雷布写的孩子中，有一类让人印象深刻——他们把艺术家或运动员当作自己毕生追求，甚至从小就泡在剧场、芭蕾课、摄影课中，还轻松完成了大学学业，但最终却未能找到稳定的工作。
为什么？
杰西观察到，这类孩子生活在一种“颠倒的经济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赚钱是被鄙视的。真正的艺术家为艺术而非收入创作，真正的运动员也不会利用比赛来赚钱。
这让他们没有意识到，艺术和体育工作是“赢家通吃”的领域，顶尖中的顶尖能获得天价报酬，其他人则所得甚微，更不怎么研究如何在自己的领域赚钱。最终只能在不稳定的工作中慢慢跌落。
这种情况绝不是想做艺术家或运动员的孩子独有，但全都归结于“追求自我”的教育理念也有失偏颇。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只教孩子“为爱发电”，却没教他们维持这份热爱所必需的“世俗生存”手段，那结果就是孩子一直站在空中楼阁之中。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教授，曾研究过“富不过三代”的问题。出身于高社会地位家庭的子孙还是有非常大的可能（0.75）继续保持家族地位。
究其原因，儿女后代们继承的不是住房、车辆、收入、职位、教育水平，这些“表现型社会地位”，而是更重要的“基因型社会地位”——家庭关系中形成的家庭环境、文化环境。
书：《子孙“照常升起、照样繁荣”》
格雷戈里·克拉克著
晚清民国时期，名门大族格外重视同姓子弟的基础教育。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就提到，童年时期每个月能领到宗族分发的五块钱“膏火费”。尽管同姓子弟都通过科举取士的概率极低，但只要有一个人能平步青云，那整个同姓家族都会受到照拂。
回头看杰西写到的孩子，他们继承了家庭对艺术修养的追求，却没有继承如何让其转化为抵御风险、安身立命的家学系统。甚至家长本身就是过着清贫日子的艺术家，让孩子耳濡目染。
所以，能让孩子穿越经济周期的不是“表现型社会地位”，而是“基因型社会地位”，这是一套关于如何在社会系统中长期生存的文化逻辑与实践智慧。它包括但不限于：清醒认识市场规则、懂得技能变现、建立职业壁垒的意识、为理想构建经济基础的务实能力。
2
过多的体验型人生，
让人成为“行动的矮子”
此外，还有两类孩子的故事对我们也很有现实意义。
一个是Kyle的故事。他父亲是企业主，母亲是全职主妇，经济富裕但亲子关系疏远。在寄宿学校和大学期间，他常常消极反抗，逃课、恶作剧、违反宵禁、酗酒，格外享受打破规则。
最终，他从未找到过稳定的工作，“不希望别人指使自己”，母亲帮他找到一份司机的兼职。
另一个是在理想与现实间不断摇摆的Chris。他渴望成为艺术家，但为了生计攻读护理专业，却一直挂科；他渴望成家，但几段恋情都不顺利；最后他放弃护理，转而攻读美术专业，不惜为一个项目花7000美元。
最终，他花了八年才毕业，背了6万美元学贷，在餐厅做服务员，收入微薄。不过他自我感觉良好，因为这让他有时间进行艺术创作。
他们分别是“叛逆者”和“探索者”的代表，但共同点是，被追求的巅峰体验悄然瓦解了长期目标，更别提规划了。
叛逆者将挑战权威、打破规则视为一种酷炫的人生体验，误将这种反抗的情绪巅峰等同于个人能力。
探索者的困境则更贴近当下的体验焦虑。理想情况下，他们能成为全面发展、乐于接受挑战的冒险家，但也可能无法专注于单一道路，结果哪条路都没走通。
其实，目标模糊对青春期孩子来说，也正常。斯坦福教授威廉·戴蒙就发现，仅有20%的孩子对未来目标明确，且有行动计划。
但如果沉迷于消费型的“人生体验”，忽视了长期的、创造型的能力建设，显然有问题。
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加布里埃尔·厄廷根，就提出过一个反常识的观点：单纯沉浸在对未来的美好幻想中，反而会消耗行动能量，让人陷入“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陷阱。
她还提出过WOOP模型：首先确定明确的、可实现的愿望（Wish），尽可能具体地想象愿望实现后的结果（Outcome），思考达成愿望的可能障碍（Obstacle），最后针对预估的障碍，制定具体的应对计划（Plan）。
专注的愿望目标，让行动更有针对性，避免精力分散；对困难的合理规划，也减少了过程中的意志力消耗。特别是当下社交媒体极其发达，无数种光鲜的生活不断被推送到首页，但想要真正过上这样的生活，需要能够深耕的执行力。
3
成绩过得去就行？
构筑能力壁垒才安全
在杰西记录的好几个故事里，孩子们学业的态度都有点吊儿郎当，差不多能毕业就行。即便他们的父母中不乏高学历人士，甚至自己就有一份高薪工作。
其中，和孩子经常沟通的人数为——零！有些家庭甚至亲子关系都很恶劣，孩子很少从父母那边获得学业规划的建议，遑论学到父母在职场积累的人生智慧。
而父母的价值观、人脉、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和系统化资产，其实可以转化为孩子的圈子壁垒。
往浅了说，如果父母具有高学历或稳定工作，那么孩子很容易就会把获得高学历和从事专业、稳定的工作作为目标。
往深了说，结识人脉、运营圈子很辛苦，需要极高的敏感度，能够从只言片语中准确挖掘对方真正的需求，同时又要有强大的内心，不能玻璃心。这些能力，如果没有父母帮忙，自己从零开始是非常困难的。
另外，很多中产家庭的财富还不足以实现经济壁垒，但如果自身有专业优势，或者掌握信息差，就有可能构筑自己的能力壁垒。
所以有些家庭选择了“高准入条件”的领域，比如艺术、金融、法律等，特点是前期投入周期长、成本高，后期又依赖专业背景、名校背景，这些领域表面上拼的是“手艺”或“学历”，实则拼的是谁能更早、更深度地进入行业生态，更依赖行业内部的信任网络与信息闭环。当然，父母铺好路之后，剩下的也要靠个人努力。
相比之下，单纯的专业技能往往是容易被替代的。特别是依赖重复劳动、比拼工作时长的岗位，如果孩子本身不怕拼不怕熬，倒也说得过去，但如果不是，可能会陷入“教育高投入，就业低回报”。
中产孩子的特点是，既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技术训练，也有一定的视野和风险承受力，有能力捕捉机遇、整合资源、搭建团队。这种“高智力”岗位也是一种壁垒。
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布特（Ronald Burt）的“结构洞”理论描述的：如果你正好是连接两个群体的中介，就可以成为牵线人，这种“跨圈”的人，更容易掌握信息、调动资源，具有更高的社会影响力与战略位置。
所以，“会做事”和“会串联资源”是两种不同的能力，而后者往往也更加稀缺。
说到底，中产家庭的滑落，往往不是财富的断裂，而是生存智慧传承断代。父母若只给理想却不教落地，只给体验却不指引深耕，孩子便容易在现实面前飘摇不定。
真正的托举，不是铺好路，而是点亮灯——让孩子看清世界的规则，并在热爱与生存之间，找到那条属于他自己的、可长久走下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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