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以色列而言，曾经的伊朗既是恩人，也是盟友。如今，伊朗的导弹与核技术甚至能追溯到以色列当年提供的技术援助。然而，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这两个往日无冤无仇的国家，一夜之间沦为不共戴天的死敌。
为何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与以色列长期游走于战争边缘？今天让我们继续分析这一对立冲突背后的深层逻辑。伊斯兰革命后，以伊关系的反转程度有多惊人？我们不妨通过另一个国家的表现一探究竟。
伊斯兰革命爆发后，美国的反应极其迟钝。卡特政府即便得知霍梅尼将美国定义为“大撒旦”，却依然寄希望于与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并未在革命后第一时间中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驻德黑兰大使馆也维持着基本人员配置。这种迟钝最终让美国付出了惨痛代价。
1979年11月4日，一群激进的伊朗学生冲入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扣押了52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作为人质，这一事件彻底摧毁了美伊双边外交关系。因在伊朗人质事件中的战略误判，美国总统卡特在1980年大选中，创下了寻求连任总统遭遇的最惨痛败绩之一。
另一边，以色列面对双边关系的剧烈变动，转向速度虽快，付出的代价却丝毫不小。由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与伊朗巴列维王朝情报机构萨瓦克有着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在伊斯兰革命爆发前，当萨瓦克人员信誓旦旦地保证巴列维国王的政权不会迅速垮台时，以色列也陷入了与美国类似的误判。
不过，作为一个小国，以色列的选择空间远不及美国。出于谨慎考量，1978年12月，以色列官方就已开始组织航班从德黑兰撤离本国公民。随着巴列维国王突然流亡海外，以色列的预判得到印证，但它依然低估了伊斯兰伊朗的强硬决心。
霍梅尼完全不将以色列视为有价值的外交资产。1979年2月11日，在宣布伊斯兰革命胜利的当天，武装革命者便冲进以色列驻德黑兰大使馆。最后一批留守的以色列外交官短暂抵抗后，销毁关键文件，随后向伊朗方面投降。
此举虽已彻底断绝伊以外交关系，霍梅尼却认为仍不够。数日后，他做出一个极具侮辱性的决定，指派手下将使馆大楼的钥匙亲手交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阿拉法特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大楼，并升起巴勒斯坦旗帜。时至今日，这座大楼仍是巴勒斯坦驻伊朗大使馆。
伊朗犹太人的噩梦远未结束。凭借历史上波斯人与犹太人的良好关系，伊斯兰革命爆发时，伊朗是犹太人口数量最多的伊斯兰国家，全国约有8万犹太人，仅德黑兰就分布着多个大型犹太社区。伊斯兰革命后，他们迅速成为极端宗教主义者的针对目标。
尽管伊朗未对犹太社区实施大规模迫害，但对其的严密监视及职业限制逐渐成为常态。1979年5月，极端宗教分子以间谍罪逮捕并处决犹太社区领袖哈比卜·埃勒加尼安，这也成为伊朗犹太社区走向衰败的开端。如今，伊朗境内的犹太人仅余约1万人。
客观而言，这一阶段的伊朗只是将反美、反以作为凝聚国内共识的手段，伊以两国之间尚未形成无法调和的矛盾。但很快，伊朗的一项决策彻底改变了以色列对它的认知。
伊斯兰革命让以色列失去了一个传统盟友，但对伊朗而言，“天塌有高个顶着”，即便将以色列视为“小撒旦”，它也需先应对美国的干涉与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敌视。事实上，首个对伊斯兰伊朗发难的，既非以色列，也非美国，而是萨达姆统治下的逊尼派国家伊拉克。
1980年9月，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爆发。伊朗虽凭借深厚家底顶住伊拉克的进攻，但萨达姆使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让其心有余悸。为保障战后国家安全，霍梅尼在临终前指示伊朗秘密发展核武器，并交由下一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负责推进该项目。
客观来说，伊朗追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极端外交环境下的必然选择。但这一消息泄露后，直接将以色列对伊朗的定位从“不友好国家”推向“死敌”。核心原因在于，以色列长期奉行并践行“贝京主义”外交原则。
了解以色列历史的人或许记得，贝京曾因《戴维营协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其真实形象并非和平使者，而是强硬的右翼政治家。作为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的创始人之一，贝京坚信，在复杂残酷的中东格局中，以色列生存的唯一法则是实力与决心，坐等敌人“武装到牙齿”再行动，是懦弱且愚蠢的表现。
这种理念构成贝京主义的核心，以色列必须通过直接军事行动，阻止任何敌对地区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无论左翼工党政府、中间派政府还是右翼利库德集团执政，都将这一理念奉为圭臬，甚至将其视为关乎国家存亡的根本原则。
在这一理念主导下，以色列于1981年突袭伊拉克核设施，2007年又突袭叙利亚核设施。这两次不宣而战的行动向整个中东释放明确信号：以色列在核威胁问题上绝不心慈手软。
但与伊拉克、叙利亚相比，伊朗距以色列更远、国土面积更广阔，以色列无法像摧毁伊叙核设施那样，通过一次大规模突袭一劳永逸地解决伊朗核威胁。因此，在发现伊朗重启核计划后，以色列几乎用尽除全面战争外的所有手段，试图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这些手段花样百出，部分甚至具有开创性。例如，2010年，以色列通过电脑病毒攻击伊朗纳坦兹核设施的离心机，导致大量设备瘫痪，延缓伊朗铀浓缩进程；2018年，摩萨德特工从德黑兰一处仓库窃取数万份伊朗核计划绝密档案并公之于众，证实伊朗在核问题上撒谎，以此破坏象征美伊妥协的《伊朗核协议》。此外，暗杀伊朗核科学家、秘密破坏核设施等行动，更是以色列从未中断的操作。
贝京主义对以色列国防策略的深刻影响，是其将伊朗视为死敌的根本原因。伊朗若想恢复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唯一前提便是彻底放弃核武器计划。但讽刺的是，以色列对伊朗的敌对行动，反而不断强化伊朗发展核武的决心。
在伊朗看来，贝京主义彰显了以色列的霸权逻辑，而自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外交路线已彻底转向，早已走上无需与以色列共存的道路。回溯1979年伊斯兰革命，虽以“伊斯兰”为名，但以霍梅尼为核心的什叶派教士集团并非当时伊朗唯一的权力中心。
为巩固统治地位，教士集团一方面通过组建革命卫队削弱传统伊朗国防军势力；另一方面，通过彻底的反美、反以立场凝聚国内共识。两伊战争结束后，“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逐渐成为伊朗国内长期存在的政治与宗教口号。
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初衷是应对萨达姆的威胁，但从长远看，其最终目标必然指向解决以色列问题。为拓展战略空间，什叶派主导的伊朗在两伊战争后主动对外输出意识形态，成功扶持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及也门胡塞武装等力量。
这些武装组织与政权构建起一条从地中海延伸至红海的“抵抗轴心”。起初，该轴心主要威胁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但随着“阿拉伯之春”爆发及沙特在也门战事中的溃败，证明逊尼派国家已无力充当以色列的缓冲区。这个与以色列并非完全接壤的“抵抗轴心”，逐渐形成一张包围以色列的密不透风的网络。
伊朗在战略上的接连胜利，让以色列的神经愈发敏感，也勾起其对昔日被埃及等多个阿拉伯国家包围的惨痛历史的回忆。因此，即便伊朗深陷美国制裁、通货膨胀高企、经济停滞不前，这个人口近以色列10倍、面积近以色列100倍的地区强国，依然让犹太人产生本能的恐惧。这种恐惧，正是如今以色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摧毁伊朗核力量的核心动因。不过，伊朗内部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实则源于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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