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在2002年的《围城之下》中曾向行凶者发出质问，提醒其暴力并非重塑身份的正途。
自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权力、权威、暴力与道德之间的复杂动态，再次成为解读加沙战争的核心维度。德国裔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曾指出，暴力虽然能瓦解既有的权力结构，却全然无力创造真正的权威或合法性。
国际社会对2023年10月7日恐怖袭击的即时反应，主要表现为对遇难者及被劫持以色列公民的同情，以及对哈马斯恐怖行径的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政府将此视为在加沙开展军事行动的公众合法性依据，并将其解读为可以不受惩罚地发动战争的“绿灯”。 随后，以色列凭借绝对的军事优势，展开了意在不惜代价摧毁哈马斯的军事行动。
马提尼克思想家弗朗茨·法农曾深入洞察暴力的本质，认为其既是殖民统治的工具，也是被压迫者寻求解放的手段。哈马斯的袭击行为反映了施暴者如何将暴力正当化为对压迫的回应，印证了法农关于“被殖民者永远梦想着成为迫害者”的论断。 这种暴力连锁反应目前已经失控，不仅严重冲击了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平民生活，更摧毁了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希望，动摇了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持续升级的暴力正为新的激进意识形态提供温床。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马库森与罗伯特·杰伊·利夫顿通过对纳粹思想的研究发现，存在一种催生“灭绝性思维”的共同机制。这种心态通过持续灌输来自敌对环境的生存威胁论，在社会心理的准备过程中逐渐由潜在转为现实。 该过程涉及对“他者”的妖魔化、权利剥夺以及歧视性法律的制定，最终导致社会进入一种对“敌人”实施心理杀戮的解离状态。
将这一分析延伸至当前的加沙局势，可以发现这种心态转变的激活点正是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分析人士指出，这一事件标志着以色列跨越了对“他者”实施种族灭绝的行为临界点。 对于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右翼政府而言，大屠杀的历史创伤与现实中感受到的巴勒斯坦生存威胁相互叠加，使其认为必须以极端方式作出回应。
当灾难感知的阈值被跨越后，暴力便变得触手可及。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公开称对手为“野兽”，这种剥夺人性本质的言论使公众与加沙的残酷现实产生了隔阂。 据各国际组织报告，当地已有超过6万名平民丧生，幸存者正面临严重的饥荒。这种暴力的恶性循环使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同样丧失了人性，阻碍了一切关于和解与和平的努力。
内塔尼亚胡政府试图通过暴力手段摧毁加沙并剥夺巴勒斯坦的建国权，但这正使以色列在国际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外界认为，以暴力凌驾于外交之上的政策恰恰暴露了权力的无力，诚如汉娜·阿伦特所言，以暴力替代权力或许能赢得暂时胜利，但胜利者自身也将付出权力的代价。 尽管动用了最先进的武器，以色列目前仍未能实现其公开宣称的战略目标，这证明当暴力手段超越战争理性时，其破坏性已无法与任何政治目标相匹配。
在公开目标之外，内塔尼亚胡似乎正在推进一项成为中东地区“新霸权”的隐秘计划。通过一系列定点清除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加沙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诸多领导人接连消失，甚至伊朗的军事指挥官与核科学家也未能幸免。 虽然增强威慑力被视为和平的保障，但以色列目前在加沙的战争已显著超越了威慑的范畴。
这种现象印证了种族灭绝体系中真实目标往往被意识形态和谎言所掩盖的论点。以色列历史学家亚当·拉兹等学者指出，内塔尼亚胡多年来通过特定方式扶持哈马斯以削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这种策略最终助长了哈马斯的军事扩张，破坏了真正的和解进程。 这种复杂的利益算计，使得“两国方案”的推进遭遇了巨大的内在阻力。
在2025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召开的两国解决方案峰会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法国领导下的欧盟等西方主要国家相继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尽管这一外交举动具有象征意义，但分析人士担心，这可能被以色列利用，为其持续的军事行动寻找新的正当理由。 事实上，这种承认并未实质性增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合法性，反而强化了以色列消除所谓“残余威胁”的决心。
美国提出了旨在结束加沙战争的21点计划，但关于哈马斯解除武装与巴勒斯坦建国等核心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表态，绝不允许世界将“恐怖主义国家”强加给以色列。 在全球声援浪潮、迟到的外交承认与加沙饥荒交织的喧嚣中，以巴局势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是否依然真心渴望和平，已成为一个沉重的疑问。
印度裔英国学者霍米·巴巴曾提出混血性理论，但在当前的极端主义阴影下，共存与团结的未来似乎极度渺茫。若双方平民不能深刻反思，这种暴力与政治极化将把两个民族推入“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深渊。 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的思想自由实质上已被各自的当局所剥夺，极右翼政府与极端组织正在不断挖掘民众内心的阴影以维持自身权力。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揭示的，邪恶往往源于思维的缺失，这种“平庸之恶”正让两个民族走向相互毁灭。
丽莎·伊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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