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精神”的前提是“人人平等”

“独立精神”的前提是“人人平等”。这个很好理解：如果人跟人之间不是平等的，有主奴关系、高下关系，比如在秦制帝国“君君臣臣父父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环境下，当做臣子的观点与君主的观点不同、当儿子的观点与父亲的观点不同、当妻子的观点与丈夫的观点不同，他们只能放弃自己的观点，选择相信并服从君主、父亲和丈夫的观点，而不可以有“独立精神”。

从秦到清，实行的都是秦制。秦制帝国的特点是“以天下奉一人”，君王高高在上，掌控帝国的一切。臣民们的所有财产，包括臣民们的肉体本身，都是君王的私产，君王可以任意支配，就是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君王要的是臣民对他的绝对服从，并且要臣民发自内心地相信这种对君王的绝对服从是天经地义的：皇上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你不可以质疑；皇上下达的一切命令都应该绝对服从，你不可以违抗。这种逻辑下，“独立精神”是绝无可能有生存土壤的，因为“独立精神”与皇权专制存在着根本上的矛盾。一个有“独立精神”的人，就不会皇上说啥他信啥、皇上让他干啥他干啥。他会先思考皇上的观点和皇上所下达的命令是否合理，而不会立即对皇上绝对相信、绝对服从。所以皇上怎么可能会允许“独立精神”的存在？

南宋初年，朝廷为了与金国议和，杀死了主战派大将岳飞。岳飞蒙冤被杀，虽然有韩世忠等正直的将领表达了质疑和反对，但相当一部分南宋大臣是支持逢迎朝廷“杀死岳飞”的主张的。到了宋孝宗即位，准备北伐，开始给岳飞平反昭雪。当初支持朝廷杀死岳飞的那群人对宋孝宗给岳飞平反昭雪也同样表态支持。现代人觉得这些人是“墙头草”，没有原则，只知道对朝廷阿谀奉迎，但在朝廷眼里，“无原则顺从朝廷就是忠诚”。朝廷不喜欢有“独立精神”的人，有“独立精神”的人不会无原则服从朝廷，朝廷想干什么事，这些人会反对，那就是刺儿头，是会惹皇上不高兴的。而有些大臣，皇上今天说岳飞是奸臣，他们也跟着说岳飞是奸臣；皇上明天说岳飞是忠臣，他们也立即跟着说岳飞是忠臣，皇上的“圣意”在面对这样的大臣的时候是多么容易贯彻执行！在皇上眼里，要的就是臣民的“忠诚和服从”，服从的臣民不一定忠诚，但不服从的臣民肯定不忠诚。

一部秦制帝国发展史，就是一部“控制与反控制”的演化史：君王对社会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强、臣民的服从性越来越得到驯化、社会的“独立精神”越来越遭到阉割。到了大清乾隆年间，秦制帝国君王的专制水平发展到顶峰，君王成了完全我行我素、丝毫不考虑别人感受的“任性的巨婴”；臣民则成了完全丧失“独立精神”，只知道对权力畏服的奴才。

当然，皇上为了皇权稳固也会让社会上的各个阶层都有机会过一把“主子瘾”，把上层对他的压迫所产生的怨气发泄到比他更低阶层的人身上去。比如，“君为臣纲”，大臣在皇帝面前是奴才，要装孙子忍气吞声，但同时又“父为子纲”，一个被更高阶层欺压而忍气吞声的人至少回到家后在自己的子女面前又可以成为能任性胡为、颐指气使的“皇帝”；然后是“夫为妻纲”，一个被老子指着鼻子教训一通的人，回家后可以把一腔怒火发泄在老婆身上。社会的怨气就这样通过一层层发泄到更弱势的群体身上而消耗掉，保持社会的矛盾不被激化，有助于维护皇权统治的稳定。

这种情况下，几千年的熏陶下来，“人人不平等”的意识已经深入骨髓。大家天经地义地认为，这个社会上就存在“人上人”和“人下人”。“人上人”就该飞扬跋扈，“人下人”就该任其践踏。每个人也同时是“人上人”和“人下人”，对上他就是“人下人”，对下他就是“人上人”。同一个人，当“人上人”对他百般欺凌、让他绝对服从，他觉得天经地义；然后转过头他又对在他面前是“人下人”的人百般欺凌，让人家对他绝对服从，他也觉得天经地义。对上怂，对下狂；觉得不如人的时候就深深自卑，等哪天忽然又觉得比人家强了，又立即狂傲任性。精神状况一直在两个极端之间大幅波动。从来就没有稳定过，从来就没有平常心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要么我控制你，要么你控制我”、“要么我看不起你，要么你看不起我”，从来就没有平等对待、互相尊重过。

大清子民的精神状态基本就是这个样。等到大清龙旗落地，进入民国，虽然法律规定了“人人平等”，文化宣传上也在说“人人平等”，但那种浸透骨髓的“人人不平等”观念其实并没有消失，仍然是对上媚，对下欺。就像辜鸿铭说的：“你们别看我头上留着辫子，你们的头上虽然没有辫子了，但你们心里的那根无形的辫子其实一直都没有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