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看似微不足道的120万港元诉讼费拖欠事件，实质上是恒大集团清盘案中一场围绕数百亿资产的关键法律博弈。它揭示了前控制人许家印与代表债权人利益的清盘人之间在资产透明度与控制权上的激烈较量。
以小博大的法律杠杆
香港高等法院审理的这起小额讼费拖欠案，核心在于清盘人申请的一项“除非命令”。这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法律手段，意思是除非许家印在法庭规定的期限内付清这120万港元的诉讼费，否则他将被禁止在相关的法律程序中继续进行抗辩或提出上诉。
• 真实意图：清盘人的根本目的并非追讨这120万港元，而是以此作为突破口，打破许家印自被采取强制措施以来，在清盘程序中拒不合作、拒绝披露其个人全球资产的僵局。
• 牵强的理由：许家印一方将拖欠原因归结为“资金调动问题”，并声称法律未明文规定他必须作出“完全和坦白披露”。然而，清盘人指出其前律师处有约2000万港元代管资金，足以支付此费用，法官也强调即使无法支付，也有责任全面披露原因。这使得拖欠行为被视为一种策略性拖延。
巨额债务下的资产暗战
这场小额讼费纠纷的背后，是一场规模惊人的资产追索战。
• 天量债务与追索目标：恒大集团的总负债超过2.6万亿港元。清盘人已对许家印、其前妻丁玉梅、前行政总裁夏海钧等提起诉讼，追讨约468亿港元的涉嫌违规派发的股息及酬金。
• 全球资产冻结：为此，清盘人成功申请了“玛瑞瓦禁令”（全球资产冻结令），在全球范围内冻结了相关被告名下估值约600亿港元的资产，以防止资产转移导致判决无法执行。
• 清盘的核心障碍：清盘工作的核心是查清并变卖资产以偿还债务。然而，许家印拒绝披露其全球资产布局，使得被冻结的资产难以进入实质性处置程序，清盘进程步履维艰。
错综复杂的资产隐匿术
许家印方面竭力拖延和抵抗，源于其被指控构建了极其隐秘的资产持有架构。
• 复杂的离岸网络：清盘方的调查显示，许家印通过由至少33家境外公司构成的复杂网络隐匿和转移资产。这些离岸架构层层嵌套，利用BVI（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地的保密性，使得资金流向隐蔽，所有权关系难以追踪。
• “技术性离婚”切割财产：在恒大危机初显的2021年，许家印与妻子丁玉梅离婚，并将伦敦豪宅、私人飞机、多地银行账户等巨额资产转移至丁玉梅名下。法院调查发现二人离婚后仍有频繁资金往来，缺乏真实情感破裂证据，因此判定这属于“恶意避债” 行为，离婚财产分割无效。
• 资产代持与隐匿：清盘人发现，登记在丁玉梅或其亲属名下的部分资产，实际控制权可能仍在许家印手中。这种“代持”安排进一步增加了资产追查的难度。
拖延策略的司法反制
许家印并非唯一采用拖延策略的前高管。恒大前总裁夏海钧也曾因拒绝履行法庭命令、拖延诉讼进程，被香港法官认定“藐视法庭”。他在恒大清盘期间，将其香港柏傲山的豪宅以亏损近半的价格急售，清盘人认为这明显是“意图规避债务、加速转移资产”的信号，并成功申请了全球冻结令。夏海钧多次提出的上诉均被香港法院驳回，最终其高达600亿港元的资产被锁定。这些案例表明，香港法院对于利用程序拖延审判的行为正在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态度。
跨境追偿的挑战与启示
许家印案也暴露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于个人资产跨境转移监管面临的新挑战。
• 穿透式监管的难点：离岸信托的“形式隔离”与“实质控制”之间存在悖论。尽管法院可依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刺穿面纱（如认定许家印的23亿美元家族信托为“欺诈性转移”），但面对复杂的多层离岸架构，识别“实际控制人”在技术和法律上都存在难度。
• 跨境执行的障碍：尽管香港法院可发出全球冻结令，但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的法律差异和协作效率可能导致资产处置耗时漫长。例如，对丁玉梅在伦敦的房产进行追索需依赖英国法院的执行。
博弈的结局与影响
法官欧阳浩荣表示将在三个月内就“除非命令”的申请颁布书面判词。如果命令生效而许家印仍未支付，他将面临被剥夺抗辩权的后果。这意味着清盘人在追讨其468亿股息以及处置其被冻结的600亿资产时，将减少一个最主要的程序障碍，被冻结的资产可能被加速处置。
总而言之，120万港元的纠纷，本质上是恒大债务危机清算阶段，代表法定秩序与债权人利益的清盘人，与前掌舵者之间关于信息控制权和程序主导权的正面决战。这场博弈的结果，不仅关系到恒大数万亿债务的清偿进度，也为中国在跨境追逃追赃、完善穿透式监管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样本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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