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调集了第3、第4、第6三个主力师团，一共四十五个大队，向湘北进军，准备又一次进攻长沙。
中国军队这边，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早就预料到日军的行动。他设计出一种新战术，后来被叫做“天炉战法”。具体来说，就是先在前线进行层层抵抗，消耗并拖住敌军，同时把主力部队隐蔽在两翼；等日军深入以后，再从四周合围歼灭。
这个“天炉”要发挥作用，第一道防线必须设在重要位置。薛岳选中了新墙河。防守这里的任务交给了国民革命军第4军102师，师长是贵州遵义人柏辉章。这个师从军官到士兵，很多都是贵州籍。在当时抗战的各支部队中，这些“杂牌军”装备比较差，补给也经常不足。但这支部队从上海打到徐州，从武汉打到南昌，经历了很多次硬仗。这次，他们被部署在全战区的最前沿。
102师以前是黔军二十五军第2师，1935年改编成第四军102师，柏辉章出任师长。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师九千多名贵州子弟穿着草鞋，带着各种老旧步枪，徒步走出山区，开赴前线。他们参加过惨烈的淞沪会战，在徐州会战中团长陈蕴瑜殉国，在武汉会战的万家岭战役里也立下战功。多年战斗下来，部队老兵不断减员，但补充进来的仍然是贵州青年。
9月18日拂晓，战斗打响。日军炮火猛烈覆盖新墙河北岸阵地，随后飞机轰炸，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强渡。柏辉章命令各团：把敌人放到最近距离再打，用血肉之躯弥补火力不足。
战斗很快进入白热化，日军第3、第6师团多次猛攻。102师304团和306团的阵地白天失守，夜晚又由敢死队夺回，反复争夺，伤亡惨重。
305团一个营在营长孙国桢指挥下顽强抵抗，最后孙营长阵亡，全营几乎全部牺牲。战士们守在炸毁的战壕里，等日军靠近才投掷手榴弹，随后挺身进行白刃战。新墙河水被染红，但这道防线在劣势下坚持了将近半个月。
战斗打到这个程度，柏辉章做了一件不平常的事，他把师指挥所移到离火线很近的前沿。在这里，枪炮声清晰可闻，战报传递也更快。主官舍命指挥，下级军官更是拼死奋战。在新墙河，营长、连长相继牺牲的消息不断传来，柏辉章明白，这条防线是全师官兵用生命垒成的。
最后，上级命令他们撤离阵地。部队交替掩护，退到浏阳田心镇集结。清点人数后，出征时近万人的部队，只剩下大约六百人。绝大部分贵州子弟都长眠在新墙河。柏辉章看着眼前这些满身硝烟、带着伤的士兵，其中不少还是十七八岁的青年，眼神却已经像老兵一样沉毅。他没有多说话，只是沉痛悼念牺牲的战友，叮嘱大家牢记血仇，战斗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要把这支“杂牌”部队放在最艰前沿的位置？薛岳有全局考虑。他的“天炉战法”要成功，首要条件是第一道防线必须牢牢拖住日军主力，为两翼部队调动合围争取时间。102师虽然装备差，但作风顽强、敢打硬仗，正好适合执行这类阻击战任务。柏辉章和全师官兵都清楚这一任务的分量——他们关系整个战役成败，所以一步也不能退。
事实证明，102师近半个月的死守意义很大。日军原计划速战速决攻占长沙，却在新墙河遭到重创，锐气受挫。更重要的是，薛岳赢得了时间窗口，当102师正面血战时，中国军队主力已按计划秘密运动到长沙外围，悄悄形成包围。可以说，102师就像是“天炉”中最炽热的炉膛，用自身的牺牲为最终围歼日军创造了必要条件。战役结束后，薛岳特发电报表扬102师的英勇奋战。
在田心镇还没有休整，新命令又来了：日军因伤亡惨重、补给困难，开始向北撤退，战区下令全线追击。柏辉章马上率领仅存的六百多名疲惫士兵向北追击，并沿途收拢散兵、搜索掉队日军。这时他们虽然已经没有力气进行大规模作战，但也标志着中国军队从战略防御转向战术反击。
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第4军军长欧震在总结中特别表扬102师。这支“杂牌”部队以近乎全军覆没的代价，赢得了“坚忍奋战”的名声。对柏辉章和幸存者来说，这种来自战区的认可比任何奖赏都珍贵——它洗刷了“杂牌”二字所含的轻视。真正的尊严，是在战场上用生命换来的。此后，102师虽然补充了很多新兵，但“新墙河铁军”的精神已融入这支队伍。
战事漫长，柏辉章始终惦念一件事：为上万名没能归乡的贵州子弟留下纪念。经过他申请筹备，1942年前后，在贵阳市南门外建成了“国民革命军第102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塔高十多米，形状像刺向天空的尖刀，庄重而刚毅。多年后，因为城市建设，塔身被拆除，但“纪念塔”这个名称保留下来，成了该地段的地名，并融入贵阳老百姓日常生活。每当有人说“我在纪念塔等你”，那段血火历史便在平凡对话中被轻轻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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