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北京309医院的一张病床上，一位63岁的老人正在和死神哪怕。
翻开档案，这人的身份挺矛盾。
前一页写着威风凛凛的开国将军，后一页却盖着“叛徒”的黑戳，连党籍军籍都给撸了。
那会儿，他手里每个月就能领到60块钱。
60块能干啥？
搁那时候，也就是刚够填饱肚子。
可对于一个浑身是病、身子骨早垮了的老头来说，这钱得先紧着买药，剩下的想吃顿饱饭都成了奢望。
日子穷点还能忍，最要命的是那口气。
被遣送回老家后，顶着“叛徒”的帽子，还得受着旁人的白眼和唾沫星子。
换个心眼小的，估计早疯了，或者满腹牢骚，恨不得把这世道骂个遍。
可他偏不。
一直熬到咽气前，他还在硬撑着写材料。
不为讨钱，就为了把身上这盆脏水洗干净。
大伙都不明白：受了天大的委屈，这老头哪来的这股劲儿？
这事儿，得把日历往前翻，看看他年轻时候算的账。
头一回做这种“亏本买卖”，是在1929年。
这书读得不容易——爹是地里刨食的，家里穷得叮当响。
8岁上私塾，好几回因为凑不齐学费差点卷铺盖回家，全靠亲戚朋友帮衬才勉强维持。
他偏不信这个邪。
他和156个同学联名把校长谢显琳给告了。
罪状列得挺详实：贪污公款、任用亲信、误人子弟。
最后，省教育厅没辙，只好把校长撤了。
看着像赢了，其实输得那叫一个惨。
谁知道这时候，那个赫赫有名的“云南王”龙云带兵路过曲靖。
刚下台的校长谢显琳跑去哭诉了一番。
在军阀的枪杆子跟前，学生那点道理简直脆得像张纸。
这下好，前程算是彻底断了。
为了争个公道，他把自己千辛万苦求来的求学路给砸了个稀碎。
值当吗？
当时不少人背后指指点点，说这娃脑子缺根弦。
有些路既然迈开了腿，就不能因为自个儿那点得失回头。
更狠的代价，还在后头等着呢。
他当上了中共陆良县委委员，偷偷搞读书会，把农民和学生都发动起来。
这人嘴皮子利索，动员能力那是真强。
红九军团路过宣威的时候，经他一鼓动，队伍一下子多了三百多号人。
因为他搞革命，反动派把邪火全撒在他家里人身上。
这笔账简直没法细算，全是血泪：老爹和亲弟弟被抓进大牢，老娘为了救人，到处磕头借钱，把家底儿都掏空了。
结果呢，老爹在牢里染了一身病，出来没钱治，走了；老娘积劳成疾，在病痛里也跟着去了；弟弟为了保命，被迫逃难，一家人就这么散了。
1935年4月，中央红军长征又转到了云南。
要是留下，他或许能给爹娘守个孝，把流浪的弟弟找回来，守着老婆过几天安生日子。
可他把牙一咬，走了。
他把媳妇扔在老家，光杆一人追到红军驻地，送去了救命的敌情情报，从此踏上了那条看不见尽头的长征路。
这一走，就是几十年的枪林弹雨。
从红九军团的政治干事，到后来32军的干部，再到建国后坐上南京军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的位置。
他这身军装，是用家破人亡换回来的。
按说到了这份上，功成名就的开国将军，晚年怎么也该享享清福，安安稳稳过日子。
可老天爷似乎总爱拿他开涮。
1955年，他在南京军事学院任职，因为不肯配合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搞“整人材料”，自己反倒成了靶子。
人家扣的屎盆子很荒唐，也很致命——“叛徒”。
不光是精神上羞辱你，肉体上也上手段。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一个为国家流过血、断过骨的老将军，攥着60块钱生活费，在病痛和屈辱里熬日子。
这档口，要是他选择撂挑子，或者骂骂咧咧，谁都能理解。
毕竟，这个他把命都搭进去的组织，这会儿好像不要他了。
但他心里那盏灯，一直亮着。
在生命最后这几年，他其实就干了一件事：申诉。
不是为了争待遇，就是为了证明自个儿是清白的。
可惜啊，正义这东西，有时候来得太慢。
直到闭眼那一刻，他也没等来那张平反的纸。
他戴着“叛徒”的帽子，在这个他爱得深沉的国家，含恨离去。
转机还得再等三年。
这份公正，迟到了整整七年。
白纸黑字写得明白：他是清白的，他是忠诚的。
那个曾经被赶回乡下、被人指着脊梁骨骂的老头，终于以开国将军的身份，魂归故里。
年轻那会儿，为了公理，书不读了；壮年时候，为了革命，家不要了；老了老了，面对不公，信仰还是没丢。
在俗人眼里，他这辈子尽干“赔本买卖”。
但在历史的账本上，他赢回了最金贵的东西——一个大写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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