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枪声响起。吴石将军写下"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的绝命诗，女英雄朱枫身中六枪仍高呼口号。这场血案的幕后推手，竟是一位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
一周叛变，1100人血洒台湾
1950年春天，台湾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3月的一天，嘉义农村一条乡间小路上，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正大摇大摆往镇上走。几个农民打扮的人迎面走来，其中一人眼睛一亮，低声说了句什么，几人立刻围了上去。
这个穿西装的人，正是躲藏了两个月的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特务们没想到，在农村躲藏期间清苦难耐的老郑，竟然为了一顿牛排暴露了行踪。这一次被捕，彻底改写了台湾隐蔽战线的历史。
被押回保密局后，蔡孝乾提出了一个条件：让跟随自己多年的妻妹马雯娟来监狱同住。特务头子谷正文满口答应，把这个年仅十几岁的姑娘送进了牢房。得到满足之后，蔡孝乾开始交代。一周之内，台湾地下党的全部组织架构、人员名单、活动据点，被这个最高负责人和盘托出。
情报送到保密局长毛人凤手中时，连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特务头子都惊呆了。从蔡孝乾的笔记本和身上搜出的新台币上，分别发现了"吴次长"三个字和一串电话号码。吴次长，指的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电话号码的主人，则是从大陆派来的女特派员朱枫。通过顺藤摸瓜，更多的地下党员身份被确认，一张血腥的大网撒向全岛。
蔡孝乾叛变后，在一周内便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包括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内的400多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逮捕。保密局的特务们像嗅到血腥的鲨鱼，疯狂扑向各地的地下党组织。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一个个秘密据点被摧毁，一个个革命者被投入黑牢。有的人在严刑拷打下宁死不屈，有的人高喊口号走向刑场，有的人至死都没有透露半点机密。这些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在马场町的枪声中。
吴石将军是这批被捕者中职位最高的一位。这位国民党军界的传奇人物，毕业于保定军校，与白崇禧、张治中是同学，与周至柔、陈诚是莫逆之交。从1947年开始，吴石就秘密为我党提供情报，被誉为"密使一号"。他每周以"探亲"为掩护与朱枫交接情报，涵盖台湾登陆点分析、海空军部署等关键信息。这些绝密军事情报，为解放军的战略部署提供了重要参考。
对吴石的审讯从1950年3月5日持续到4月7日，他以参谋次长身份应对，拒绝牵连他人，被特务称为"侦讯最困难的事"。为逼问情报，特务多次用刑，酷刑导致吴石一只眼睛失明，他坚贞不屈。面对叛徒的指认和特务的严刑，吴石始终不发一言，用沉默守护着那些还在战斗的同志。6月10日清晨，吴石被押赴马场町刑场。临刑前，他写下了那首流传至今的绝命诗，遥望着大陆方向说："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
与吴石同日就义的还有三位英烈：朱枫、陈宝仓、聂曦。朱枫是从大陆派来的女特派员，落网前曾吞下二两多重的金链和金镯，决心以死殉国。被特务用飞机押回台湾后，她在狱中依然保持着革命者的风骨。聂曦是吴石的副官，年仅33岁，面对死亡毫无惧色。陈宝仓是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同样选择了从容就义。
1949年前后，我党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入台，其中1100余人身份暴露后被国民党当局公审杀害。这是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这些年轻的生命，有的来自上海，有的来自福建，有的是本地台湾人。他们为了祖国统一的大业，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九死一生的道路，最后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
蔡孝乾的叛变，不仅摧毁了台湾地下党组织，更让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失去了内应。当时粟裕将军正在准备渡海作战，岛内的地下力量是重要的配合力量。这一切随着蔡孝乾的投敌化为泡影。几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解放台湾的计划被迫搁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叛徒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长征老兵的堕落之路
很多人难以理解，一个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为何会沦为可耻的叛徒？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蔡孝乾的人生起点。
蔡孝乾生于彰化花坛的蔡厝。年幼时父亲蔡涂长年在外，母亲林氏钳卧病在床，蔡孝乾就读彰化公学校时，在上课前会照顾母亲与操持家务，导致上课经常迟到，被教师体罚。而后在教师于清晨时到他家中访查时，才发现他照顾母亲的事，而在当地享有孝名。
这个在日据时期的台湾以孝顺闻名的少年，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4年，16岁的蔡孝乾来到上海，进入共产党人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由著名共产党人邓中夏创办。瞿秋白、施存统、彭述之等著名共产党人曾担任系主任，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任弼时、董亦湘、李汉俊等人担任教员。在这样的革命熔炉里，蔡孝乾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成为台湾左翼学生中的活跃分子。
1928年4月，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蔡孝乾当选为中央常委。不久后为躲避日本殖民当局的追捕，他离开台湾来到大陆。1932年，在福建漳州，红一军团攻城时蔡孝乾与红军相遇，罗荣桓接见了他，安排他进入军团政治部工作。在中央苏区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接触过周恩来、项英、毛泽东、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还亲自交给他两本日文书籍进行翻译工作。
1934年，蔡孝乾当选中华苏维埃中央委员，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入延安，是唯一参与长征的台湾人。这段九死一生的经历，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资本。长征途中，他随叶剑英指挥的中央纵队作战，亲眼目睹了渡湘江战役的惨烈景象。血与火的洗礼本该铸就他坚定的革命意志，可惜这个人的信仰并没有扎下深根。
抗战期间，蔡孝乾担任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负责管理日军俘虏和对敌宣传工作。1945年，他旁听了中共七大。日本投降后，中央决定在台湾建立党组织，蔡孝乾作为唯一有红军资历的台湾干部，被任命为台湾省工委书记。
组织的信任，他本该以生命来回报。可回到台湾后，蔡孝乾却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在台湾，蔡孝乾的公开身份是商人，住在台北的高档住宅区，出入高级西餐厅，过着与地下工作者身份极不相称的奢华生活。他贪污工作经费，整日混迹于声色场所。更恶劣的是，他带着只有十几岁的妻妹马雯娟来到台湾，以"兄妹"的名义同居，这段关系成为日后敌人的突破口。
除了生活腐化，蔡孝乾在工作中也极其疏忽。他在笔记本上用"吴次长"这样直白的称谓记录重要联络人吴石，还在新台币上写下朱枫的联络电话。这些低级错误，为特务破案提供了关键线索。曾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工作过的特务头子谷正文，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暴露之外，其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
1949年8月，《光明报》案爆发，台湾地下党组织开始暴露。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被捕后，虽然至死没有供出任何人，却在精神恍惚时无意问了一句"老郑怎么样"，让特务锁定了蔡孝乾的化名。紧接着，高雄市工委委员李汾叛变，供出了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在严刑拷打下，陈泽民交代了蔡孝乾的藏身地址。
1950年1月29日深夜，蔡孝乾在台北泉州街的住所被捕。这时候，特务们并不知道抓到的是台湾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蔡孝乾报了假名字和假身份，一开始还装作若无其事。可他的生活习惯暴露了真实身份。被关押期间，他每天要求特务帮他买饺子，还抱怨说想吃牛排想得快疯了。
一个星期后，蔡孝乾在狱中大声喊"我想牛排的味道想疯了，放我出去，我会有回报。"并且他指定必须是要去台湾最好的波丽露西餐厅买。
这种奢侈的要求让谷正文确信，此人身份不低。为了套取更多信息，谷正文满足了他的要求。吃完牛排后，蔡孝乾说可以带特务去一个共产党的据点作为回报。谁知道走到一个黑暗的厂房时，他趁特务不备翻墙逃脱。这是他最后一次展现"革命者"的机敏，可惜用错了地方。
此后两个月，蔡孝乾带着马雯娟躲藏在嘉义农村。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人，哪里受得了农村的清苦？3月中旬的一天，实在忍不住口腹之欲的蔡孝乾，穿着西装跑到镇上的西餐馆吃牛排。在满是农民的乡间小路上，这身打扮格外显眼，被蹲守的特务一眼认出。第二次被捕后，蔡孝乾彻底放弃了抵抗。
叛徒的余生与英烈的永恒
第二次被捕后的蔡孝乾，迅速完成了从革命者到叛徒的转变。他不仅把台湾地下党的全部机密和盘托出，还主动要求在报纸上发表"自首声明"，在电台广播劝降同志。1950年6月1日，台湾各大报纸刊登了他的投降声明，同时他还对着广播话筒，呼吁昔日的战友放弃抵抗。这一举动，彻底断绝了台湾地下党翻盘的可能。
对于这个叛徒，国民党给予了优厚的待遇。蔡乾叛变后改名蔡孝乾，随后到广播电台发表反共讲话并对其他人实施劝降，国民党当局为影响更多的人"政治转变"，宣布委任他为保密局少将参议。后来他又任职于"国防部"情报局匪情研究室，升任少将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这些官职听起来风光，实际上不过是特务机关用来搞反共宣传的工具。
蔡孝乾的"自由"是有限度的。虽然获得了高官厚禄，他和马雯娟却被安排住在芝山岩的一处住宅里，四周有特务严密监视。国民党表面上说是"保护"他免遭报复，实际上是把他当作笼中之鸟。邻居偶尔瞥见他买菜，总是带着警卫，头发花白，表情低落。这个曾经走过长征、见过大世面的人，余生都在恐惧和屈辱中度过。
与蔡孝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宁死不屈的英烈。省工委武装部部长张志忠被关押期间，每天组织同牢房的人批斗蔡孝乾。张志忠指着蔡孝乾的鼻子骂他："侵吞1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竟然还敢到处张扬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
蒋经国两次亲自到狱中劝降张志忠，得到的回答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是让我速死。"张志忠经四年多"感化"仍坚贞不屈，1954年拒绝了捆绑昂然走上刑场，后来国民党特务在回忆中对此气概也不禁表示佩服。谷正文在回忆录中称张志忠是"在台共党员二千余人中唯一硬汉"。
这些英烈用生命践行了对信仰的忠诚。吴石临刑前从容不迫，朱枫身中数枪仍高呼口号，张志忠四年间未供一人一事。他们与蔡孝乾形成了最强烈的对比。有人说得好：同样是被捕，有的人看到的是牛排和生路，有的人看到的是信仰和使命。
1982年10月，74岁的蔡孝乾在台北病逝。他的葬礼非常低调，没有审判，没有追责。据说他的子女后来改了姓氏，墓碑上也不敢刻真名。这个走过长征、本该成为英雄的人，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70年前的6月10日，吴石、陈宝仓、朱枫、聂曦在台北马场町刑场从容就义，他们"潜伏"台湾的事迹一度鲜为人知。如今，他们有着共同的称号：隐蔽战线英烈。2013年，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广场花岗岩墙面上镌刻有已知的846位英名，还有许多烈士的名字至今无从知晓，墙面上已经留出了空格。
纪念碑上刻着这样一段铭文："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陨后无名……来兮精魄，安兮英灵。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2020年6月10日，四位烈士就义70周年之际，他们的后代在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举行了祭奠活动。年过七八十岁的老人们顶着北京六月的晴空烈日，只为在先辈英勇就义70周年的特殊时间节点，为至亲敬献花篮，以表哀思。陈宝仓的女儿陈禹方在父亲的雕像前说："隐蔽战线的战士都是中国英勇的儿女，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我们希望早日祖国统一。"
那些为了祖国统一大业牺牲在台湾的无名英雄们，虽然他们的名字曾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历史不会忘记。今天的我们，更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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