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钥匙扔在茶几上的声音很脆，像掰断一根冰棱。
“离了吧。”陆清妍说这话时没看我，她在玄关换鞋，那双米白色的高跟鞋价值我三个月工资，“明天九点，民政局见。”
我坐在沙发上看晚间新闻，天气预报说今晚有雨。
电视屏幕的光蓝汪汪地映在玻璃茶几上，也映着她半边侧脸——睫毛很长，鼻梁挺直，嘴唇抿成一条没什么弧度的线。
三年前我们领证那天，她也是这个表情，只是那时候我以为那是紧张。
“行。”我说。
她终于转过头看我，眼神像在确认我是不是在赌气。
我拿起遥控器换了台，地方台正在重播一部老电视剧，咿咿呀呀的唱腔。
“财产分割协议我让律师拟好了，”她从包里抽出一个文件夹，放在钥匙旁边，“房子归我，存款对半分。
你那辆二手车可以开走。”
“存款有多少？”我问。
“我账户里六十七万，你卡上应该还剩八千多。”
她说得很平静，像在报菜价，“我的收入高，婚后财产主要是我创造的，这样分已经很公平。”
我点点头。
确实公平，如果按收入比例算，她每月十一万，我三千二，三十四倍的差距。
这房子首付她出了八成，月供一直是她还，就连这茶几、这沙发、这台电视，都是她用季度奖金买的。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她问。
“明天九点，别迟到。”我说。
门关上了。
我听见电梯下行时缆绳摩擦的细响，然后继续看电视。老电视剧里，青衣正甩着水袖唱“良辰美景奈何天”，唱腔拖得又慢又长。
我和陆清妍是相亲认识的。
三年前的春天，我母亲把一张照片推到我面前：“沈翊，你看看这姑娘，你王姨介绍的，在云翎科技当高管，模样好，家境也好。”
照片上的女人穿着浅灰色西装，站在某栋玻璃大厦前，笑容标准得像个奢侈品广告。
那时我在本地一家小出版社当编辑，月薪三千二，负责校对那些永远卖不出去的散文集和地市县志。
母亲说我该成家了，快三十的人了，不能总这么晃荡。
我说晃荡也得有资本，我这样的，谁看得上。
可陆清妍看上了。
第一次见面在一家日料店，她埋单时我才知道那顿饭吃掉了我半个月工资。
她问我平时喜欢做什么，我说看书、看电影、偶尔写点东西。她点点头，说挺好，她工作忙，没这么多闲情。
“闲情”这个词用得妙。
后来我才明白，在她眼里，我那些所谓的精神追求，不过是收入低下的副产品，是穷人的自我安慰。
结婚前夜，我几个大学同学给我饯行。
喝到半醉时，老陈拍着我肩膀说：“沈翊，你小子行啊，娶个这么能挣的媳妇，以后软饭硬吃，少奋斗三十年。”
一桌人都笑，我也跟着笑，心里像被钝器硌了一下。
婚宴办得很体面，在市中心最好的酒店。
陆清妍的父母从外地赶来，她父亲是退休教授，母亲是医生，说话时总带着一种礼貌的审视。
我父母坐在主桌，穿上了最贵的衣服，还是显得局促。敬酒时，我听见陆清妍的姑姑小声问她嫂子：“这男方家……做什么的？”
“出版社编辑。”她母亲答。
“哦。”那声“哦”拖得很长，尾音里裹着许多没说出来的东西。
婚后我们搬进现在这套房子，一百四十平，朝南，客厅有整面落地窗。
搬家那天，陆清妍指挥搬家公司摆放家具，我插不上手，就站在阳台抽烟。
楼下小区的景观绿化做得很好，人工湖边有小孩在喂锦鲤。那些锦鲤肥硕得很，张着嘴等投食，红白相间的身子在水里一扭一扭。
“少抽点。”陆清妍从身后过来，拿走我指间的烟按灭在花盆里，“对身体不好。”
那是她第一次管我。后来管的越来越多：别穿这件衬衫，料子太差；别和你那些朋友喝到太晚，没什么意思；周末我妈过来，你记得早点起。
我都应着。
矛盾第一次显露是在婚后半年。家族聚会，她家那边的亲戚来了十几个，挤满客厅。她表妹夫新开了家公司，做跨境电商，饭桌上大谈融资、估值、用户增长。陆清妍和他聊得投入，两人不时碰杯。
“姐夫在出版社是吧？”表妹夫突然转向我，“现在纸媒不行了吧？我听说好些报社都倒闭了。”
一桌人都看过来。
“还行，”我说，“做点地方文化的书。”
“那能挣多少钱啊？”她一个堂弟心直口快。
桌上静了一秒。陆清妍在桌下碰了碰我的腿，面上笑着把话题岔开：“挣多挣少都是工作，文化事业很重要。”
夜里洗完澡，她边敷面膜边说：“以后这种场合，少说话。”
“我说什么了？”
“你没说，可你坐在那儿，就是话。”她对着镜子按压眼角，“他们都知道你挣多少，三千二，还不够我请客户吃顿饭。你说得越多，他们越想笑。”
我坐在床边擦头发，毛巾是酒店带回来的那种，又厚又软。这房子里的东西，小到毛巾牙刷，大到冰箱空调，都是她挑的、她买的。连我身上这件睡衣，也是她去年双十一凑单时顺手添的。
“要不我换个工作？”我说。
“你能换什么？”她从镜子里看我，“去送外卖？跑滴滴？还是去我公司当行政——可我们行政岗最低要求也是本科，你那个成人教育的学历，递简历都过不了初筛。”
我没再说话。那晚我睡客房，她没来叫我。
日子就这么过。她越来越忙，出差越来越多，回家时间越来越晚。有时我半夜醒来，听见她在书房开视频会议，英语夹杂着专业术语，声音冷静锐利。我起来给她热牛奶，端进去时她正在训下属，看见我，捂住话筒说“放那儿吧”，眼神都没多给一个。
我的生活很规律：早八点起，给她做好早餐（她通常不吃，说要控制碳水），然后坐地铁去出版社。中午吃食堂，六块钱一荤两素。下午继续校稿，那些文稿散发着油墨和陈年纸张的味道。下班后去菜市场，买菜做饭，等她回来。她若不回来，我就自己吃，吃完看电视，或者翻翻那些永远校不完的稿子。
我们很少吵架。吵架需要势均力敌，需要互相在乎，我们都没有。
只有一次，她母亲生病住院，我去陪床。老太太需要做个不大不小的手术，陆清妍那周在纽约谈项目，回不来。我在医院守了三天，喂饭擦身，陪聊解闷。同病房的人都说老太太有福气，女婿比儿子还孝顺。
陆清妍回国后直接来医院，她母亲拉着她的手说：“清妍，小沈这孩子不错，体贴，有耐心。你别总忙工作，也顾顾家。”
她当时笑笑，说“知道了”。
开车回去的路上，她突然说：“我妈那边，辛苦你了。”
“应该的。”
“护工费我转你微信了。”
“不用，没多少钱。”
“一码归一码。”她盯着前方路况，“我不喜欢欠人情，夫妻也一样。”
车窗外的街灯一盏盏滑过去，在她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影。我忽然想起结婚前，有一次我们去爬山，半途下起雨，躲进一个凉亭。她头发湿了，几缕贴在额前，我伸手帮她拨开。那时她看着我，眼睛很亮，然后凑过来亲了我一下。雨声哗哗的，凉亭外雾蒙蒙一片。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后来，她给我买过很多东西：手表、西装、最新款的手机。每次都是直接快递到家，连包装都不拆，堆在玄关。我说用不着，她说“你用不用是你的事，我买不买是我的事”。那些东西大多还收在盒子里，像一个个精致的墓碑，纪念着某种她认为必须履行的义务。
直到三个月前，她堂弟结婚，我们又去参加婚礼。新郎新娘敬酒到我们这桌，堂弟搂着新娘的肩，笑嘻嘻对陆清妍说：“姐，你看我都结婚了，你和姐夫什么时候要孩子啊？姐你这么好的基因，不生可惜了。”
桌上人都在笑。陆清妍端起酒杯抿了一口，说：“不急。”
“还不急啊？姐夫都三十三了吧？”堂弟转向我，“姐夫，你得加把劲啊。”
我笑笑，没接话。
回去的车上，陆清妍说：“以后这种聚会，你找个理由别来了。”
“嫌我丢人？”
“是没意思。”她握着方向盘，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涂着透明的护甲油，“他们问的那些问题，你答不上来，我也懒得编。”
“比如孩子？”
“比如一切。”她顿了顿，“我们的生活，和他们不是一个轨道。”
那天之后，她回家更晚，有时直接住公司附近的酒店。我们很少说话，微信聊天记录翻到上月，只有她转账给我的记录——给家里买菜的、给她母亲买营养品的、交物业水电费的。每一笔都附言“费用”，像个严谨的会计。
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凌晨三点起来喝水，看见书房门缝下透出光，以为她回来了，推开门却空无一人，只是她忘了关灯。我走到她书桌前，桌面收拾得很干净，电脑、文件、钢笔，各就各位。只有角落歪倒一个相框，是我俩的结婚照。照片里我笑得有点僵，她则微微侧头，眼神落在镜头外某个地方。
我扶正相框，指腹蹭掉一点灰。
然后就是今天。
她早上出门前，破天荒问我：“你今天上班吗？”
“上。”
“请假吧，”她说，“上午去办个手续。”
“什么手续？”
她看着我的眼睛，很平静地说：“离婚。”
窗外的雨终于下下来了，噼里啪啦敲着玻璃。电视里老电视剧放完了，开始播广告，一个女声热情洋溢地推销着某种厨具。
我关掉电视，客厅陷入一片暗沉的安静。雨声显得更大了。
茶几上的文件夹很厚，我翻开看了看，条款清晰，分割明确，连我那辆二手车的估价单都附在后面。她做事一向这样，周全，不留漏洞。
我签了字，笔尖划过纸张，沙沙的响。
然后我起身，去卧室收拾东西。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我的衣服只占衣柜的一小格，大多是些穿了多年的旧衣。书倒是不少，但太重，带不走。最后我只装了一个行李箱，几件衣服，几本书，一些零碎。
拖着箱子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房子。宽敞，明亮，整洁，像房地产广告里的样板间，没有太多生活痕迹，也没有太多人味。
雨还在下。我摸出手机看了看时间，晚上十一点十七分。
明天九点，民政局。
我把钥匙留在玄关的柜子上，轻轻带上了门。
早上八点四十分，我站在民政局门口。
雨是后半夜停的，地面还湿着，积水洼映着灰白的天。我手里拖着那个行李箱，轮子碾过地砖时发出咕噜咕噜的闷响。路过的人都看一眼箱子，再看一眼我，眼神里带着那种“来离婚还带行李”的短暂好奇。
陆清妍准时到了。
她从地下车库坐电梯上来，米白色高跟鞋，深灰色西装套裙，头发挽得一丝不苟，像要去开董事会而不是办离婚。看见我脚边的箱子，她目光停留了半秒，然后移开。
“协议带了吗？”她问。
“带了。”
“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
“都带了。”
她点点头，率先往玻璃门里走。我跟在后面，箱子轮子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回响。办事窗口还没什么人，取号，等待，叫号。整个过程快得像是按了快进键，工作人员接过材料，翻了翻，抬头看我们：“想好了？”
“想好了。”陆清妍说。
工作人员又看我。我说：“想好了。”
红本换绿本，钢印压下去时“咚”的一声，有点沉。两本离婚证推出来，陆清妍拿起她那本，看也没看就放进包里。我把我的那本和协议一起塞进行李箱侧袋。
走出大厅，阳光从云层裂缝里漏下来一点，不暖，白惨惨的。我们并排站在台阶上，中间隔着两个人的距离。风把她身上的香水味吹过来一点，还是那个牌子，三年来没换过。
“我让律师把分割的存款打你卡上了，”她说，“三十三万五，扣了点手续费。”
“嗯。”
“房子下个月过户，这之前你还可以住。但我建议你早点找地方，我月底要重新装修。”
“好。”
沉默了几秒。远处有小孩在哭，大人蹲着哄，声音断断续续飘过来。
“以后……”她开口，又停住，最后说，“以后别联系了。”
我点点头，拖着箱子往下走。台阶有九级，我数了。走到最后一级时，听见她高跟鞋的声音往另一个方向去，渐行渐远。我没回头，沿着人行道往前走，箱子轮子磕磕绊绊。
我在老城区租了个单间。
三十多平，一室一卫，没有厨房，月租一千二。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大爷，收钱时盯着我身份证看了半天：“沈翊……这名字有点熟。以前是不是在出版社干过？”
“是。”
“哟，还真是！”大爷一拍腿，“我想起来了，前年你们社出过一本《城南旧事拾遗》，我买了，编校是你吧？书后页有名字。”
我愣了一下。那本书是社里派下来的任务，收集些老城的传说轶事，印了五百本，大半堆在仓库。没想到真有人买，还记住了我的名字。
“编得不好，您多包涵。”我说。
“挺好挺好，”大爷爽快地抹了零头，“收你一千一吧，文化人，不容易。”
房间在五楼，没电梯。我把箱子扛上去，开门，一股陈年的灰尘味。窗户很小，对着另一栋楼的墙壁，距离近得能看见对面人家窗台上的仙人掌。我简单打扫了一下，把衣服挂进衣柜——衣柜门关不严，得用点力撞。
收拾完，我坐在床沿上。床垫很硬，一动就吱呀响。手机震了一下，银行短信，入账三十三万五千元整。我看着那串数字，觉得有点陌生，像别人的钱。
三天后，我回出版社上班。
社里气氛和往常一样，半死不活。老陈端着保温杯晃过来，压低声音：“真离了？”
消息传得真快。我点点头，继续校手里的稿子，一本关于本地戏曲传承的学术著作，密密麻麻的注释。
“要我说，离了也好，”老陈在我对面坐下，“你那前妻，太强势，你hold不住。再说了，女人挣那么多，男人在家里没地位……”
“老陈，”我打断他，“主任刚找你。”
“啊？啥事？”
“不知道，让你去他办公室。”
老陈慌忙走了。我继续看稿子，看到第三十七页时，发现一个错误：作者引用民国时期的报纸日期，把“廿三”写成了“甘三”。我用红笔圈出来，在旁边写上“应为‘廿’（二十）”。
下班时，在楼道里碰见社长老赵。他夹着公文包，看见我，顿了顿脚步。
“小沈啊，”他拍拍我肩膀，“生活上有困难，跟社里说。咱们社虽然效益一般，但同事间要互相帮助。”
“谢谢赵社，还行。”
“那就好，那就好。”他欲言又止，最后说，“对了，下个月市里有个文化扶持项目，咱们社打算申报，你做点准备，可能得加加班。”
“什么项目？”
“回头让主任详细跟你说。”他匆匆走了。
回到出租屋，天已经黑了。我在楼下小店买了份炒面，拎上楼吃。面有点坨，油很大。吃到一半，手机响了，是我母亲。
“小翊，”她的声音压得很低，背景里有电视声，“你爸睡了，我偷偷打给你。你跟清妍……真离了？”
“嗯。”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是她吸鼻子的声音。“离了也好，那家人，咱高攀不上。就是……可惜了。你以后一个人，怎么过……”
“我能过，妈，你别操心。”
“我能不操心吗？”她声音带了哭腔，“当初我就说，门不当户不对，过不长的。你偏不听……”
我听着，没说话。窗外传来炒菜声、小孩哭闹声、夫妻吵架声，各种声音混在一起，嗡嗡的。母亲又叮嘱了很多，多吃点，穿暖点，钱不够跟家里说。我一一应着。
挂掉电话，炒面已经凉透了。我扒拉了两口，倒进垃圾桶。
一周后的傍晚，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沈翊先生吗？我是云翎科技的财务总监，姓周。”对方是个女声，语速很快，“关于您和陆清妍女士的离婚财产分割，我们需要补充一些材料，方便现在过来一趟吗？”
我看了一眼时间，六点二十。“现在？”
“对，我们七点前有人。”
云翎科技在市中心的金鼎大厦，我坐地铁过去。晚高峰，车厢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各种气味混杂。我抓着扶手，看着玻璃门上自己的倒影——脸色有点发黄，眼睛下面有黑影。
到云翎时，前台已经下班了。一个穿职业装的年轻女人在等我，引我进了一间小会议室。“周总监马上来，您稍等。”
会议室很气派，长条桌能坐二十个人，墙上是巨大的显示屏。我坐在最末的椅子上，等了约莫十分钟，门开了，进来一个四十多岁戴眼镜的女人，手里拿着文件夹。
“沈先生，抱歉久等。”她在对面坐下，打开文件夹，“我就直说了。根据陆总——陆清妍女士提供的资料，你们婚姻存续期间，她个人名下有几笔投资理财收益，总额约一百二十万。这部分属于她的个人财产，不在共同财产分割范围内。但为了避免后续纠纷，需要您签署一份确认文件，声明您对此无任何权利要求。”
她把一份文件推过来。
我扫了一眼，密密麻麻的条款，最后是签字处。“这些投资，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部分是婚前，小部分是婚后，但本金来自她的婚前存款。”周总监推了推眼镜，“我们有完整的流水证明。您需要看吗？”
“不用了。”我拿起笔，在指定位置签了名。
她又拿出第二份文件。“另外，婚后她以个人名义购买了一份寿险，受益人是她母亲。这份保单的现金价值约十八万，同样属于个人财产，需要您确认。”
我继续签。
第三份是车辆相关，她那辆车的贷款是她自己还的，属于个人财产。
第四份是某些专有技术分红。
第五份是……
我一共签了七份文件。周总监收好，站起身：“感谢配合。这些是常规流程，请您理解。”
“理解。”我说。
她送我到电梯口。等电梯时，她忽然说：“沈先生，其实陆总很念旧情。按法律，这些文件您不签，我们也能操作，只是麻烦点。”
电梯门开了。我走进去，转身看她。“麻烦你们了。”
“不麻烦。”她微微一笑，“祝您以后顺利。”
电梯下行，数字一层层跳。我看着金属门上自己扭曲的倒影，忽然想起三年前，我来这里接过陆清妍一次。那时我们刚结婚不久，她加班到很晚，我在地铁站等她。她出来时很累，靠在我肩上，说“饿死了”。我们在路边摊吃了碗馄饨，她嫌不干净，但还是吃完了，鼻尖冒汗。
电梯到达一楼，门开了。我走出去，夜色已浓，写字楼灯火通明。
又过了一周，老陈神神秘秘凑过来。
“沈翊，你前妻是不是在云翎当副总？”
“怎么了？”
“我小舅子也在那公司，听说啊，”他压低声音，“陆清妍要升总裁了，就下个月。所以才急着跟你离，怕你分她以后的钱！”
我继续校稿。“老陈，第四十八页有个引文错误，你核对一下原始文献。”
“你别不当回事！”他有点急，“我小舅子说，她们公司内部都在传，说陆总离婚离得及时，保全了起码这个数的资产——”他伸出五根手指。
“五百？”
“五千万起步！”他瞪眼，“你这傻的，被人算计了都不知道！”
我没接话。老陈讪讪走了，过一会儿又溜回来，放下一袋橘子。“我老婆买的，酸，你尝尝。”
下班后，我去了趟银行。
打印流水，一页页翻。婚后三年，我的工资卡每月进账三千二，支出主要是生活费。陆清妍不定期会转些钱过来，备注“家用”，多则三五千，少则一两千。我没有她的账户，看不到她的流水，但能想象那数字的规模。
走出银行，天阴了，像是要下雨。我沿着街道慢慢走，路过一家房产中介，橱窗上贴满房源信息。其中一个高档小区，房价一平八万，户型和陆清妍那套很像。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玻璃窗映出我的脸，模糊的，像隔着一层雾。
手机响了，是个本地陌生号码。
“沈先生吗？这里是明诚律师事务所，受陆清妍女士委托，关于你们离婚协议中未明确的婚后物品分割，需要您来事务所一趟。”
“物品？”
“一些家具、家电、收藏品等。陆女士提供了清单，请您核对是否有异议。”
雨点落下来了，先是一滴两滴，很快连成线。我没带伞，站在屋檐下。“什么时候？”
“明天下午三点，可以吗？”
“可以。”
“地址稍后短信发给您。另外提醒您，可以请律师陪同。”
“不用。”
挂了电话，雨越下越大。街上行人奔跑起来，车辆驶过溅起水花。我靠在墙上，看着雨幕发呆。一个外卖小哥冲进隔壁小店，嘴里骂着天气。店里飘出麻辣烫的味道，很浓，带着暖意。
明诚律师事务所在CBD的一栋写字楼里，比云翎更气派。前台小姐妆容精致，问清来意后，引我进了一间会议室。
这次等的更久。约莫半小时后，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律师进来，西装笔挺，手里拿着平板电脑。
“沈先生您好，我姓何，是陆女士的代理律师。”他坐下，打开平板，“今天我们主要核对婚后购置的动产。这是陆女士提供的清单，您过目。”
平板推过来。上面是表格，列了物品名称、购买时间、购买价格、购买凭证编号。大到沙发电视冰箱，小到餐具摆件装饰画，一共一百二十七项，总价六十八万有余。
“这些物品，陆女士主张所有权，”何律师说，“依据是购买记录均为她个人账户支付。根据离婚协议，房屋归她，屋内动产原则上随房屋一并归属。但为免争议，仍需您书面确认。”
我滑动屏幕，一项项看。那张餐桌，她买的，三万六；那套沙发，她买的，八万二；电视、音响、扫地机器人……就连阳台那几盆绿植，也在清单上，价格精确到角。
翻到最后一页，有件东西让我手指停了停。
那是一套《清稗类钞》，中华书局的老版本，十三册，标价三千八百元。购买时间是两年前，购买凭证是网上书城的订单截图。
“这套书，”我说，“是我买的。”
何律师凑过来看。“购买记录显示是陆女士的账户。”
“书是我挑的，她付的钱。当时她在网上凑单免运费，我让她顺便买的。”
“这需要证据。”何律师公事公办，“如果您能提供是您要求购买的证明，比如聊天记录、邮件等，可以提出异议。”
我沉默了。那是一次微信聊天，我说想买这套书，她问多少钱，我说三千多，她说“发链接来，我正好要买东西”。之后她没再提，几天后书送到家，我拆的箱。聊天记录早删了，连同其他所有对话。
“没有证据。”我说。
“那很抱歉，按现有记录，这属于陆女士的财产。”何律师在平板上点了几下，“其他物品您有异议吗？”
“没有。”
“好的，那请您签署这份确认书。”
我又签了字。何律师收好文件，站起身，这次没有送我到电梯的意思。“沈先生，流程走完了。后续房产过户时，可能还需要您配合一次。我们会再联系。”
我走出会议室，走廊很长，铺着厚地毯，脚步无声。经过一间开着门的办公室时，我听见里面传来何律师打电话的声音：
“……对，签了，挺顺利。嗯，他知道轻重……放心，都按您说的处理好了，不会再有牵扯……”
我继续往前走，按下电梯按钮。电梯从底层缓缓上升，数字一个个亮起。镜子般的厢壁里，我的脸比上次看时更模糊了。
日子继续过。
出版社的扶持项目启动了，老陈和我被抽调进筹备组。其实就是整理材料，写申报书，把社里那些卖不出去的书包装成“文化传承精品”。我们天天加班，主任画大饼，说项目批下来大家都有奖金。
我没抱希望。在出版社十年，这种饼吃了不下十个，没一个真做成。
加完班回家，通常是晚上九点后。我在楼下小店吃碗面，或者买两个包子凑合。上楼，开灯，三十多平的空间一览无余。我开始养成了记账的习惯，一个小本子，每天花了多少钱，一笔笔记下来。这是以前没有的，和陆清妍生活时，钱的事不用我操心——或者说，我没有操心的资格。
离婚一个月后，我卡上多了两笔钱。一笔是社里发的工资，三千二；一笔是陆清妍律师打来的“房屋折价款”，五万块，备注写着“剩余款项”。离婚协议里没写这条，大概是她的意思，算是对我放弃那些动产的一点补偿。
我退了租房，用这笔钱加上部分存款，在老小区买了个四十平的一居室。八十年代的老房子，没电梯，墙皮有些脱落，但朝南，有个小阳台。过户那天，下着小雨，我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站了很久，听见楼上小孩练琴的声音，断断续续的，磕磕绊绊。
搬家时，只有老陈来帮忙。他开着一辆破面包车，把我那点家当拉过来，呼哧呼哧搬上五楼。“你说你，早该买房子了！老婆再有钱，那也是人家的，自己有个窝，心里才踏实！”
我给他递了瓶水。他咕咚咕咚喝完，抹抹嘴。“对了，你前妻那事，真让我说着了。”
“什么事？”
“升总裁啊！”他瞪眼，“就这个月的事，内部公告都发了。云翎科技新任总裁，陆清妍，三十六岁，啧啧，了不得。我小舅子说，她上台第一把火就烧得旺，裁了好几个老高层，手段厉害着呢。”
我没什么反应，继续拆箱子。里面是我那些书，有些在出版社仓库放了多年，封面都褪色了。
“要我说，离了好，”老陈自顾自说，“这种女人，太强势，男人在她跟前，抬不起头。你现在多自在，工资虽然不高，可房子有了，安安稳稳过日子……”
“老陈，”我打断他，“主任让你弄的那份历年获奖清单，你整理好了吗？”
“哎呀，忘了！”他一拍大腿，慌慌张张走了。
收拾到半夜，才勉强有个样子。我把书摆进二手市场淘来的书架上，按类别排好。那套《清稗类钞》不在其中，留在原来那套房子里了，现在大概已经被扔了，或者捐了。陆清妍不喜欢旧书，她说有灰尘，容易生虫。
最后从箱底翻出离婚证，绿色的封皮，在灯光下有些反光。我看了几秒，把它塞进抽屉最深处，和那些不常用的证件放在一起。
新工作找了一个多月，没成。
投了十几份简历，有回音的只有三家。一家是民营图书公司，面试时问我有没有策划过畅销书，我说没有，对方笑笑说“那不好意思”。一家是文化公司，让我写个推广方案，我熬了两夜写出来，发过去就石沉大海。还有一家是新媒体，面试官很年轻，问我：“沈老师，您对流量变现有什么看法？”
我说：“我不太懂这个。”
“那您觉得，传统文化怎么和短视频结合？”
“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
面试自然没过。从大楼出来，我坐在路边长椅上发呆。初秋的风有点凉，落叶在地上打转。手机震动，是母亲，问我新房子收拾得怎么样，有没有好好吃饭。我说都好。
挂掉电话，我翻着招聘网站，一页页往下滑。要求大同小异：本科以上，三十五岁以下，有相关经验，熟悉新媒体，擅长策划……我一条条看过去，又一条条关掉。
最后屏幕停在一个招聘信息上：市档案馆招文献整理员，要求历史、中文或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有耐心，能坐得住。工资一个月两千八。
我记下联系方式。
第二天去面试，档案馆在城西，一栋老式苏式建筑，墙皮斑驳，梧桐树荫把整个院子都罩着。面试我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姓吴，戴一副老花镜，说话慢悠悠的。
“沈翊……这名字有点熟。”他翻着我的简历，“以前在出版社？”
“是，干了十年编校。”
“哦，难怪。”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书，正是那本《城南旧事拾遗》，“这书是你编的？”
“是，和另一位同事一起。”
“编得不错，”吴老先生点头，“尤其是对老地名的考证，很扎实。现在年轻人，没几个肯下这种功夫了。”
我不知该说什么。
“这活很枯燥，”他合上书，“天天对着故纸堆，虫蛀的，霉烂的，一碰就碎。工资也不高，两千八，没编制，就是合同工。你愿意来吗？”
“愿意。”
“为什么？”
我想了想，说：“我坐得住。”
吴老先生看了我几秒，笑了。“行，下周一来报到。”
走出档案馆，阳光很好。我沿着老街慢慢走，路边有老人下棋，有小孩追逐，有店铺放着老歌。在一个旧书摊前，我停下翻了翻，意外找到一本中华书局的老版《清稗类钞》，品相不太好，封皮破损，内页有蛀洞。摊主说十块钱。
我买下了。
在档案馆的工作确实枯燥，但适合我。每天和故纸堆打交道，整理、编号、修复。有些民国时期的档案，纸薄如蝉翼，得用镊子轻轻展开。吴老先生是退休返聘的，懂行，也肯教，我学到不少东西。
日子平静地过。每周和父母通一次电话，每月还一千多房贷，剩下的钱够生活。我甚至开始学着自己做饭，照着网上的教程，虽然常失败，但偶尔也能做出一道能入口的菜。
我以为生活会这样继续，像一条平静的河，慢慢往前流。
直到十一月初，一个周三的下午。
我正在修复一批五十年代的会议记录，手机震了。是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本市。我接了。
“沈翊先生吗？”是个男声，很客气。
“是我，您哪位？”
“这里是静安区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于本周五下午两点到我院第三法庭领取。”
我愣住了。“传票？什么传票？”
“关于您与云翎科技公司的劳动纠纷案，云翎科技对您提起了诉讼。”
“劳动纠纷？我没有……”我说到一半，停住了。云翎科技，陆清妍的公司。
“具体情况传票上有注明。请按时领取，逾期不领，将视为送达。”对方挂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指尖发凉。窗外，梧桐树的叶子正一片片往下落，黄灿灿的，铺了一地。
静安区人民法院像只巨大的灰色盒子，蹲在十一月的冷风里。
我拿着传票走进大厅，问询处的人指了指三楼。楼梯间的灯坏了一盏，光线昏暗，墙壁上贴着各种通告，纸张边角卷起。我走到第三法庭门口，门虚掩着，里面传来低沉的交谈声。
推门进去，是个小法庭，旁听席空荡荡的。法官席上坐着个中年男人，正低头看卷宗。书记员在敲键盘。而原告席上——坐着陆清妍。
她穿黑色西装，头发一丝不苟地挽着，侧脸线条像刀刻。听到开门声，她转过头，看见是我，眼神里没有任何惊讶，只是平静地移开视线，仿佛我是走错门的陌生人。
“沈翊？”法官抬头。
“是。”
“原告云翎科技公司起诉你违反竞业限制协议，要求赔偿五十万元。”法官推了推眼镜，“你先看看起诉状。”
书记员递过来一沓文件。我翻开，第一页是起诉状正文，第二页是附件——一份《劳动合同》，签署日期是三年前的七月，乙方签名处是我的名字，甲方是云翎科技。
我盯着那份签名看了很久。笔迹是我的，但我不记得签过这份合同。
“我没有在云翎科技工作过。”我说。
陆清妍的律师——还是那个何律师——站起身。“法官，我们有完整的入职记录、工资发放流水、工作邮件往来作为证据。沈翊先生于三年前七月入职云翎科技研发部，担任技术文档专员，月薪五千元。去年三月离职，离职时签署了竞业限制协议，约定两年内不得入职同类企业。”
他递上一叠证明材料。法官翻看着，不时点头。
“被告离职后，于今年十月入职市档案馆。”何律师继续说，“档案馆近期承接了我司部分历史技术档案的数字化项目，属于竞业限制范围。我司已发函要求被告停止工作，但被告未予理会。”
“我没有签过这份合同。”我重复道，声音在大厅里有些干涩。
法官看向我：“你对这些证据有异议吗？”
“我从未在云翎科技工作过。”我一字一句说，“我三年前在出版社，一直到现在。这份合同是伪造的。”
陆清妍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得像在念报告：“沈翊，签字是你的，指纹也是你的。工资流水显示每月五千元打到你卡上，持续了二十一个月。这些都有银行记录。”
“哪个卡？”
“你常用的那张储蓄卡，尾号3074。”
我愣住了。那张卡确实每月有笔五千元入账，从三年前七月开始，持续到去年三月。我一直以为是出版社的什么补贴——社里效益不好，但偶尔有些莫名其妙的款项。老陈他们也都有，大家心照不宣，从不细问。
“那笔钱……”我喉咙发紧，“我不知道是云翎发的。”
“你不知道每月多五千元？”陆清妍微微挑眉，“沈翊，这说不通。”
法官敲了敲法槌：“被告，你需要提供反证。比如出版社的完整工资流水，证明你那段时间确实在出版社全职工作。”
我掏出手机，翻银行APP。流水记录只保留一年，之前的需要去银行柜台打印。而出版社的工资一直是现金发放，直到去年才改银行卡——但也只是基本工资，那些补贴走的是另一个账户，乱得很。
“我需要时间调取证据。”我说。
“可以。”法官说，“本案延期两周审理。双方在这期间准备好所有证据。”
走出法庭时，陆清妍和何律师走在前面。他们在楼梯口低声交谈，何律师点头，然后先走了。陆清妍转过身，看着我。
“五十万不多。”她说，“你刚买了房，应该有些存款。赔了，事情就了了。”
“我没有违反任何协议。”我盯着她，“那份合同是假的。”
“真假不重要。”她走下两级台阶，和我平视，“重要的是证据。而我的证据很充分。”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要伪造这些？”我问，“我们已经离婚了，财产也分割清楚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陆清妍沉默了。大厅的灯光从高处照下来，在她脸上投下浅浅的阴影。有那么一瞬间，我仿佛在她眼里看到一丝别的东西——不是冷漠，不是算计，而是某种……近乎疲惫的神色。
但只是一瞬。
“你入职档案馆，接触到了不该接触的东西。”她说，“这只是正常的法律风险防控。”
“什么东西？”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她转身，“沈翊，听我一句劝，认赔。五十万，对你现在的生活来说不是小数目，但勉强能凑出来。打官司，你赢不了，只会花更多律师费。”
她走了。高跟鞋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回响，渐渐远去。
我站在楼梯口，手心里的传票被攥得发皱。
回到档案馆，吴老先生正在修复一本民国时期的账册。看我脸色不对，他放下镊子：“小沈，怎么了？”
“吴老师，”我犹豫了一下，“我能请两天假吗？有点私事。”
“去吧，活不急。”他顿了顿，“要是遇到难处，可以说说。我老头子虽然帮不上大忙，但活了几十年，看事情还算清楚。”
我去了银行。打印过去三年的流水，厚厚一叠纸。坐在大厅的椅子上，我一页页翻。确实，从三年前七月开始，每月五号固定入账五千元，备注“工资”。而出账记录里，这些钱大部分转入了另一个账户——陆清妍的账户。
每月五千，二十一个月，一共十万五千。这些钱转给她时，备注是“家用”。
我盯着那些转账记录，脑子里嗡嗡作响。三年前七月，正是我和陆清妍结婚后的第三个月。我记得那时她说出版社工资低，她帮我找了个兼职，不用坐班，每月有些额外收入。我问是什么，她说朋友公司需要人整理技术文档，很简单，她把我的简历发过去了。
“钱会打你卡上，你转给我就行，我一起管家用。”当时她是这么说的。
我信了。每月收到钱，就转给她，从不多问。出版社那边，老陈他们确实也有各种补贴，我问过，他说是“上面拨下来的文化扶持资金”，大家都有，只是金额不一。我也就没再怀疑。
原来，从头到尾，都是设计好的。
第二天，我去了趟出版社。
老陈正在打盹，被我推醒时吓了一跳。“沈翊？你不是请假了吗？”
“老陈，我问你个事。”我拉过椅子坐下，“三年前开始，社里每月发的那笔补贴，到底是怎么回事？”
“补贴？什么补贴？”
“每月五千，打在卡上。”
老陈愣了愣，眼神闪烁起来。“那个啊……就是，上面拨的款嘛。怎么突然问这个？”
“哪上面拨的？”
“就……文化局？还是宣传部？我也不清楚，反正会计说有钱发，大家就领着呗。”他端起保温杯喝水，手有点抖，“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前妻起诉我，说那笔钱是云翎科技发的工资。”
老陈一口水喷出来，剧烈咳嗽。旁边几个同事看过来，他又压低声音：“什、什么？云翎？”
“她说我签了劳动合同，在云翎工作过。”
老陈的脸色变了，从红转白，又从白转青。他站起身，拉着我往外走，一直走到楼梯间，确认没人，才压低声音说：“沈翊，这事……这事我真不知道详情。我只知道，三年前社里突然说有一笔固定补贴，每人都有，但金额不一样。领导说别声张，也别问来源，就当福利领。”
“领导是谁？”
“赵社亲自说的。”老陈额头冒汗，“我……我还以为是你前妻公司给的文化赞助，通过出版社发给大家，避税什么的。你知道的，这种事不少见。”
“为什么偏偏是三年前七月开始？”
“那不就是你结婚后没多久吗？”老陈脱口而出，然后猛地捂住嘴。
我们沉默地对视着。楼梯间有风灌进来，吹得墙上的旧报纸哗啦响。
“老陈，”我缓缓说，“你知道些什么，都告诉我。”
他蹲下来，抱着头。“沈翊，我……我真不清楚。但我听说，你前妻那公司，有些技术来源不太干净。几年前闹过一阵，后来压下去了。可能……可能她需要一些‘背景干净’的人挂名领工资，做账用。”
“做账？”
“虚增人力成本，转移资金，或者……洗钱？”老陈的声音越来越小，“我瞎猜的，你别当真。”
我转身下楼。老陈在身后喊：“沈翊！你……你别惹事！咱们小老百姓，惹不起那些人！”
我回到档案馆时，天已经黑了。
吴老先生还没走，戴着老花镜在灯下看一份文件。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回来了？”
“吴老师，”我说，“档案馆最近是不是接了云翎科技的项目？”
“对，他们有一批九十年代的技术档案要数字化。”吴老先生摘下眼镜，“怎么了？”
“我能看看那些档案吗？”
“按规定，未数字化的档案不能外借，只能在馆内查阅。”他看着我，“小沈，你到底遇到什么事了？”
我简单说了。吴老先生听完，沉默了很久。
“云翎科技……”他缓缓说，“这家公司我知道。九十年代末还是个街道小厂，做电子元件的。2005年左右突然转型，搞起了通讯技术，发展得很快。”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旧册子，是档案馆自编的《本市重点企业沿革记录》，翻到某一页。“你看，云翎科技的核心技术‘星链通讯模块’，专利申报时间是2006年。但有意思的是，”他指着另一行小字，“2004年，市电子研究所解散前，有一批技术资料被‘非正常处置’。其中有份文件，提到了类似的通讯架构。”
“您的意思是……”
“我没什么意思。”吴老先生合上册子，“历史就是这样，很多事当时看不清，过十几年、二十几年，档案里才会露出蛛丝马迹。”
他站起身，从身后的铁柜里取出一串钥匙。“云翎那批档案，在地下二层C区。按规定，你级别不够，不能看。但今晚我值班。”
他把钥匙放在桌上。
“我什么都没看见。”他说完，重新坐下，继续看文件。
地下二层比我想象的冷。
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照着一排排高大的档案架。空气里有灰尘和旧纸张的味道，还有淡淡的霉味。C区在最里面，铁门上挂着锁。
我打开门，打开灯。里面是十几个纸箱，标签上写着“云翎科技-技术档案（1998-2008）”。箱子没封，只是简单盖着。
我打开第一个箱子。里面是泛黄的图纸、手写的实验记录、会议纪要。大多是些无关紧要的内容：生产报表、设备清单、人事调动。
第二个箱子，依旧是这些。
第三个箱子底部，有个牛皮纸袋，没贴标签。我打开，里面是一叠复印件——专利申请书草稿、技术论证报告、还有几页手写的算式。
其中一份报告标题是《低轨卫星通讯模块可行性研究》，落款日期是2003年11月，单位是“市电子研究所第三研究室”。而另一份几乎一模一样的报告，标题是《星链通讯模块技术方案》，落款日期是2006年3月，单位是“云翎科技研发中心”。
我继续翻。在几张草稿纸背面，有人用铅笔写了几行字，字迹潦草：
“老陆太急了，这技术还不成熟。”
“所长说再等等，但那边催得紧。”
“实验数据不能全给，得留一手。”
“万一出事……”
字迹到这里断了。我翻到最后一页，是张泛黄的合影，七八个人站在研究所门口，穿着白大褂。背面用圆珠笔写着名字和日期：2004年5月，电子所三室全体合影。
其中一个年轻女人的脸，让我手指僵住了。
虽然年轻很多，发型也不同，但那眉眼、那轮廓——是陆清妍。她站在最边上，微微笑着，手里拿着个笔记本。
照片里还有个人，站在她旁边，手搭在她肩上。那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戴眼镜，笑容温和。背面写着他的名字：陆文渊。
我盯着那个名字，脑子飞快运转。陆文渊……陆清妍的父亲？她父亲不是退休教授吗？但照片里的男人，穿着白大褂，明显是研究员。
手机突然震动，吓了我一跳。是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
“沈翊？”是陆清妍的声音，比白天急促，“你在哪里？”
“档案馆。”
“马上离开。”她的声音压得很低，“现在，立刻。”
“为什么？”
“别问为什么！”她几乎在低吼，“离开档案馆，回家，锁好门。明天我会联系你，五十万不用赔了，我会撤诉。”
“那些档案是什么？”我问，“2004年电子研究所解散，和技术失窃有关，对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只有呼吸声。
“照片里的陆文渊是谁？”我继续问，“你父亲？他根本不是教授，是电子研究所的研究员。所以你不是什么高知家庭出身，你父亲是……”
“沈翊！”她打断我，声音在颤抖，“你知道得越少，越安全。现在，立刻离开！”
“安全？”我冷笑，“你伪造合同起诉我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的安全？”
“那只是为了……”她停住了。
“为了什么？”
长久的沉默。然后她说：“为了让你远离这些东西。我以为你会认赔，五十万，对你来说虽然难，但能拿出来。然后你就会离开这个城市，重新开始。我没想到你会去查……”
“所以你承认合同是伪造的？”
“我承认与否不重要。”她的声音忽然变得疲惫，“沈翊，听我一次。现在离开档案馆，什么也别带，什么也别碰。回家，明天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包括你父亲当年做了什么？”
她呼吸一滞。
“包括你们云翎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我继续说，“包括你为什么急着和我离婚，为什么伪造那些文件，为什么想把我赶走？”
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呼吸声，然后是她压抑的声音：“你在档案馆地下室，对不对？C区？你打开那个牛皮纸袋了？”
我没回答。
“沈翊，”她的声音忽然冷下来，“把东西放回去，立刻。有些事，你承担不起后果。”
“比如呢？”
“比如……”她顿了顿，再开口时，声音里带着某种我从未听过的恐惧，“比如你手里那份文件袋里，除了技术资料，还有别的东西。最后一页，照片背面，翻过来看。”
我翻过那张合影。背面除了名字，还有一行极小的铅笔字，写在一个名字旁边——陆文渊的名字旁。
那行字是：2004.6.15，实验事故，确认死亡。
我盯着那行字，血液仿佛瞬间凝固。
陆清妍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冰冷而清晰：“现在你明白了？我父亲2004年就死了。那今天下午在你家楼下，和你母亲手挽手散步的那个男人，是谁？”
电话里的忙音响了很久。
我盯着照片背面那行小字，铅笔写的，字迹很轻，但每个笔画都清晰——2004.6.15，实验事故，确认死亡。日期下面是潦草的签名，认不出是谁。
陆清妍已经挂断了电话。
地下室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光线惨白。我重新看向那张照片，陆文渊站在陆清妍身边，手搭在她肩上，两人都笑着。那是2004年5月，距离标注的死亡日期还有一个月。
如果陆文渊真的在2004年6月就死了，那这些年出现在我生活中的“岳父”是谁？那个退休教授，说话温和，喜欢书法，每次见面都叮嘱我要照顾好清妍的男人——是谁？
手机又震了，这次是短信，来自陆清妍：“离开档案馆。现在。有人在监视你。”
我猛地抬头。地下室里只有档案架投下的长长阴影，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但她说“监视”——是什么意思？
我把照片和文件塞回牛皮纸袋，放回箱子底部，盖好盖子。关灯，锁门，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在空旷的地下室显得格外响。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每一步都像踩在鼓面上。
回到一楼，吴老先生还在灯下看文件。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看完了？”
“看完了。”我把钥匙放回桌上。
“有什么发现？”
我想了想，摇头。“没什么，就是些旧资料。”
吴老先生深深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早点回去休息吧，脸色不太好。”
走出档案馆大楼，夜风很冷。街道空荡荡的，路灯把梧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我站在门口左右张望，没看到什么可疑的人或车。但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很强烈，像有针扎在背上。
我没直接回家，而是绕路走进旁边的小巷。老城区的巷子错综复杂，我七拐八拐，最后从另一个出口出来，拦了辆出租车。
“去哪儿？”司机问。
我报了父母家的小区地址。
车开了十分钟，我透过后视镜观察。一辆黑色轿车始终跟在后面，保持着两三个车身的距离。我让司机在下一个路口右转，那辆车也右转。再左转，它也左转。
“师傅，”我说，“前面商场停一下，我买个东西。”
车在商场门口停下。我下车，快步走进商场。晚上九点多，商场里人不多，我在一楼转了半圈，从另一个门出去，穿过地下通道，来到马路对面。等了几分钟，那辆黑色轿车没跟来。
我又打了辆车，这次真的往父母家去。
父母住在城东的老小区，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房子，六层，没电梯。我爬上五楼，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母亲，看见我愣了一下：“小翊？这么晚怎么来了？”
“我爸呢？”我往里走。
“在书房练字呢。”母亲关上门，压低声音，“你吃饭了吗？脸色怎么这么差？”
我没回答，径直走到书房门口。门虚掩着，透过门缝，能看到父亲站在书桌前，提着毛笔，正在宣纸上写字。台灯的光照着他花白的头发，侧脸轮廓温和。
“爸。”我推开门。
他抬起头，看见是我，笑了：“哟，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我走过去，看着桌上那幅字，写的是“宁静致远”，墨迹未干。他的字一直很好，退休后上了老年大学书法班，进步更大。每次我和陆清妍回来，他总要展示新作，陆清妍会认真点评，说得头头是道。
“爸，”我问，“你今天下午出门了吗？”
“下午？去了趟老年活动中心，下棋。怎么了？”
“和谁一起去的？”
“老张、老王他们几个。你问这个干什么？”他放下笔，擦擦手，“出什么事了？”
我盯着他的脸。六十多岁，皱纹深刻，但精神很好，眼睛有神。这是我父亲，从小看我长大的父亲，不会错。
“没什么。”我移开视线，“就是……我今天好像看到你了，在城南那边。”
“城南？我今天没去城南啊。”他笑了，“你看错了吧。我这老胳膊老腿的，跑那么远干什么。”
母亲端了杯茶进来，放在桌上：“小翊，你吃饭了没？我给你下碗面？”
“吃过了。”我在椅子上坐下，忽然觉得浑身无力。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陆清妍在骗我，或者照片是假的，或者那行字是后来加上去的。我父亲就在这里，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怎么可能是2004年就死了的人？
“小翊啊，”父亲在我对面坐下，端起茶杯，“你和清妍……最近有联系吗？”
“没有。”
“唉。”他叹气，“离了就离了，别多想。你妈说得对，那家人，咱们高攀不上。你好好过自己的日子，等过阵子，让你妈再托人给你介绍……”
“爸，”我打断他，“你认识陆文渊吗？”
空气凝固了一瞬。
父亲端茶杯的手停在半空。母亲站在门口，手里的抹布掉在地上。
“谁？”父亲问，声音很平静。
“陆文渊。陆清妍的父亲。”
“哦，亲家啊。”父亲喝了口茶，“认识，怎么不认识。退休教授，学问大着呢。怎么突然问这个？”
“他真的是教授吗？”
“不然呢？”父亲放下茶杯，看着我，“小翊，你到底想问什么？”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神色——不是惊讶，不是疑惑，而是一种深沉的、近乎悲哀的平静。
“我今天看到一份档案，”我慢慢说，“2004年，市电子研究所，有个研究员叫陆文渊，在实验事故中死了。照片上的人，和陆清妍的父亲长得一模一样。”
书房里很安静，只有墙上钟表的滴答声。
良久，父亲开口：“档案呢？”
“在档案馆。”
“你带出来了？”
“没有，放回去了。”
父亲长长地出了口气，整个人像卸下了什么重担，肩膀塌下去一点。他起身，走到书柜前，打开最下面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铁盒子。
“有些事，本来想带进棺材里的。”他背对着我说。
母亲走进来，关上了书房的门，还上了锁。她脸色苍白，手在发抖。
父亲拿着铁盒子回来，放在桌上。那是个老式饼干盒，边缘已经锈了。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叠用橡皮筋捆着的信，几本旧笔记本，还有几张照片。
他抽出最上面那张照片，推到我面前。
那是一张黑白合影，比档案馆里那张更早，照片上的人都穿着军装样式的衣服，背景是“市电子研究所”的牌子。照片里有七八个人，都很年轻。我一眼认出了父亲——站在最左边，二十出头的样子，头发浓密，对着镜头笑。
“这是我，”父亲指着自己，又指向中间一个人，“这是陆文渊。”
我凑近看。那个人，和后来合影里的陆文渊，和我在婚礼上见过的“岳父”，完全是同一个人。
“我们是大学同学，一起分到电子所。”父亲的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个遥远的故事，“文渊是天才，真正的天才。那时候我们在搞一个项目，通讯方面的，如果能成，会是很大的突破。我是他助手。”
“2004年的实验事故……”
“不是事故。”父亲摇头，“是谋杀。”
母亲猛地捂住嘴，发出压抑的呜咽。
父亲继续说：“有人想要文渊的研究成果。所里领导，还有外面的人，勾结在一起。那天晚上，文渊在实验室加班，我去给他送夜宵。走到门口，听见里面有争吵声。我从门缝往里看，看见所长和另外两个人，在和文渊吵。文渊不肯交出数据，那些人就……”
他停住了，手在抖。
“他们就怎么？”
“实验室着火了。”父亲闭上眼睛，“我冲进去，火已经很大。文渊倒在仪器旁边，头上都是血。我想把他拖出来，但火太大了……最后只抢出这个铁盒子，是他藏在通风管道里的。”
“他死了？”
“当场就死了。”父亲睁开眼睛，眼圈发红，“我逃出来，躲在暗处。等消防车来的时候，看见他们把文渊的遗体抬出来，用白布盖着。第二天，所里发了通告，说是实验操作不当引发爆炸，一人死亡。文渊成了烈士，追认了荣誉，事情就压下去了。”
“那些人呢？”
“所长第二年就调走了，升了官。另外两个，一个下海经商，发了财，一个出国了，再没消息。”父亲苦笑，“那时候我年轻，怕死，也怕连累家人。我没敢站出来，拿着文渊留下的资料，跑了。离开这座城市，去了南方，一躲就是十年。”
“那后来……”
“后来我改名换姓，考了成人教育，当了中学老师，认识你妈，结婚，生了你。”父亲看着我，“我以为事情过去了。直到十年前，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云翎科技的新闻，创始人叫陆文渊——用的就是文渊的名字，还放了他的照片。照片上的人，和文渊一模一样，但我知道那不是他。文渊已经死了。”
“是陆清妍？”
父亲点头：“我偷偷查过，陆清妍是文渊的女儿。文渊死的时候，她才十二岁。我不知道那个冒牌‘陆文渊’是谁，但清妍那孩子，应该是知情的。她继承了文渊的成果，创办了云翎科技，把那些技术变成了钱。”
我终于明白了。“所以当年想要文渊研究成果的人，就是现在冒充他的人？”
“我不知道。”父亲摇头，“这些年，我一直在暗中看着。看着云翎科技越做越大，看着清妍那孩子越来越成功。我心里有愧，对文渊，也对清妍。所以三年前，当清妍通过你母亲找到我，说要和你相亲时，我……”
“你同意了。”我说。
“我同意了。”父亲的声音很轻，“我想，如果能照顾好文渊的女儿，也算是一种补偿。但我没想到，清妍那孩子……她什么都知道了。她知道我是谁，知道当年的事，甚至可能知道她父亲的死因。她和你结婚，也许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监视我，为了看看我手里还有什么没拿出来的东西。”
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三年前的相亲，不是偶然，是陆清妍的设计。结婚，也不是因为感情，而是因为我是陆文渊当年助手的儿子。这三年的婚姻，全是谎言，全是算计。
“那份档案里的照片，”我问，“是你放进去的？”
父亲沉默了很久，点头。“上个月，档案馆征集民间史料，我捐了些旧东西，把那张合影混在里面捐了。我想，万一哪天有人看到，能发现不对劲……但我没想到，看到的人会是你。”
“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我怕。”父亲终于流下泪来，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哭得像个孩子，“我怕死，怕你妈出事，怕你出事。那些人，当年能杀人，现在也能。清妍那孩子……她现在是总裁了，有权有势，我们斗不过她。”
母亲走过来，抱住父亲的肩膀，也哭了。
我看着他们，心里像塞了一团浸了冰水的棉花，又冷又沉。二十年前的一场谋杀，夺走了一个天才的生命，也改变了我父亲的一生。而二十年后，死者的女儿，和凶手的同谋——或者就是凶手本人——成了我的妻子，和我同床共枕三年。
手机又震了。还是陆清妍的短信：“沈翊，接电话。我们谈谈。”
我盯着屏幕，手指悬在接听键上方。
父亲擦掉眼泪，按住我的手：“别接。小翊，听爸一句，别掺和进来。你离婚了，正好，离她远远的。那五十万，我们凑一凑，赔给她。咱们普通老百姓，安安稳稳过日子，别招惹那些人……”
手机还在震，屏幕上“陆清妍”三个字不断闪烁。
我想起离婚那天，她站在民政局门口，说“以后别联系了”。想起这三年来，她看我时那种平静的、不带感情的眼神。想起她月薪十一万，我三千二。想起她说“我们的生活，和他们不是一个轨道”。
她是对的。我们从来不在一个轨道上。
从始至终，我只是一颗棋子，一个用来牵制我父亲的工具。现在工具没用了，就该扔掉了。那五十万的起诉，也不过是想最后逼我一把，让我彻底滚出她的生活。
我按下了接听键。
“沈翊？”陆清妍的声音传来，比刚才更急促，“你在哪儿？”
“在我父母家。”我说。
电话那头停顿了一秒。“你父亲……和你说了？”
“说了。”
“听着，”她的语速很快，“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当年的事很复杂，我父亲他……”
“你父亲2004年就死了。”我打断她，“那这些年，我见到的‘陆文渊’是谁？”
长久的沉默。然后她说：“一个演员，我雇的。”
“为什么要雇他？”
“因为……”她吸了口气，“因为我需要‘陆文渊’活着。云翎科技需要创始人，需要那些专利的合法继承人。一个死人没法签字，没法出席活动，没法成为公司的象征。”
“所以你就找个人冒充你父亲，一装就是十几年？”
“是。”她的声音冷下来，“沈翊，商场上很多事，不是你这种在出版社看故纸堆的人能理解的。云翎能走到今天，靠的不是什么温情脉脉的道德，是实力，是手段，是——”
“是杀人。”我说。
电话那头，她的呼吸停住了。
“2004年那场火灾，是谋杀。”我一字一句说，“你想要的那些技术，是你父亲用命保下来的。现在坐在云翎总裁位置上的人，手里沾着你父亲的血。你知道是谁，对吗？”
“我不知道。”她的声音在抖，“我查了十几年，什么都没查到。当年的证据都被销毁了，参与的人死的死，走的走。我只知道，我父亲的研究被人抢走了，而那个人，现在就在云翎的高层里，也许就在我身边。”
“所以你和我结婚，是为了查我父亲？”
“一开始是。”她承认了，“但后来……”
“后来你发现，我父亲只是个逃兵，手里什么都没有，对吗？”
“沈翊，我……”
“陆清妍，”我说，“那五十万，我不会赔。那份假合同，我会在法庭上拆穿。至于你父亲的死，我会查到底。不管凶手是谁，不管他爬得多高，我都会把他揪出来。”
说完，我挂了电话。
父亲和母亲看着我，满脸惊恐。
“小翊，你疯了？”母亲声音发颤，“你要跟她斗？你拿什么跟她斗？”
“我不跟她斗。”我把手机收起来，“我只是要一个真相。爸，妈，这件事压了你们二十年，也该有个了结了。”
窗外，夜色浓重。远处城市的灯火连成一片，像一条发光的河。那河里有云翎科技的大楼，有陆清妍的总裁办公室，有无数我不知道的秘密和谎言。
而我，一个出版社的小编辑，月薪三千二，刚刚离婚，一无所有。
但至少，我还有真相要查。
那天晚上，我睡在父母家的旧房间。床还是小时候那张，书架上还摆着中学时的课本。我睁着眼睛看天花板，听着外面偶尔经过的车声，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回放着这三年的点滴。
陆清妍第一次来我家，拎着贵重的礼物，对我父母彬彬有礼。她和我父亲在书房聊了很久，出来时两人都笑着，但我总觉得那笑容里有别的东西。
我们结婚那天，她父亲——那个演员——在台上致辞，说得情真意切，说把女儿交给我很放心。现在想来，他每次看我的眼神，都像在审视一件物品，评估它的价值。
婚后的每个节日，我们都会去“岳父岳母”家吃饭。饭桌上，“岳父”总是谈笑风生，讲他当教授时的趣事，讲学术界的见闻。那些故事，有多少是真的？
凌晨三点，我爬起来，打开那个铁盒子。
里面除了照片，还有几本笔记本。是陆文渊的实验记录，字迹工整，公式和图表画得一丝不苟。最后一页的日期是2004年6月14日，也就是他死前一天。上面写着一行字：“明天和老陈最后确认数据。如果他还是不同意，我就去找上面。”
老陈。这个名字很常见。但在这个语境下，我首先想到的，是出版社的老陈。
不可能。一定是我想多了。老陈只是个普通编辑，爱八卦，嘴碎，但人不坏。他和二十年前的电子研究所，能有什么关系？
我继续翻。笔记本下面压着几封信，信封已经泛黄，收信人是我父亲当年的名字，寄信人是陆文渊。邮戳是2004年5月到6月，从本市寄出。
我小心翼翼地拆开第一封。
“建国兄：见信好。实验进展顺利，但所里最近气氛诡异。老陈几次暗示我交出核心数据，说这是‘上面的意思’。我怀疑所里有人和外面勾结，想私吞成果。我已将关键资料备份，藏于老地方。若我有不测，请务必将资料公之于众，绝不能让技术落入贼人之手。文渊，2004.5.20”
第二封：“建国：老陈今天摊牌了，说对方开价三百万，买断所有技术。我拒绝了。他脸色很难看，说我会后悔。我预感不好，这几天你尽量不要来所里。如果我出事，照顾清妍。她还小，什么都不懂。文渊，2004.6.10”
第三封，也是最后一封，日期是2004年6月14日，火灾前一天：“建国：明天摊牌。我约了老陈在实验室见面，当面说清楚。如果我回不来，去老地方取东西。记住，别相信任何人。文渊。”
信纸在手里微微发颤。
老陈。陈建国。我父亲原本的名字，就叫陈建国。后来改名，叫沈建国。
而陆文渊信里的“老陈”，显然不是同一个人。但“老陈”这个名字，加上电子研究所的背景——
我抓起手机，想打给出版社的老陈，但手指停在半空。凌晨三点，打过去问“你是不是二十年前害死陆文渊的凶手”，太荒唐了。
而且，如果老陈真是当年的“老陈”，那他接近我，是巧合还是有意？三年前我进出版社，是老陈带我。社里那些“补贴”，是老陈说“上面拨的款”。老陈知道我和陆清妍结婚，知道她月薪十一万，知道我的一切。
我放下手机，重新躺回床上，睁眼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档案馆。
吴老先生已经到了，正在泡茶。看见我，他倒了一杯推过来：“眼睛这么红，一夜没睡？”
“吴老师，”我在他对面坐下，“您当年，也是在电子研究所工作过吧？”
老人手一顿，茶水洒出来一点。他用抹布擦了擦桌子，缓缓坐下。
“你查到我了。”他说。
“照片背面的字，是您写的，对吗？”我说，“2004.6.15，实验事故，确认死亡。那个签名，虽然潦草，但仔细看，是‘吴’字。”
吴老先生沉默了很久，最后长长叹口气。
“是，是我写的。那天晚上，我也在。”他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擦了擦，“我那时是所里的档案管理员。火灾那天，我加班整理资料，听见爆炸声跑过去，看见陈建国——你父亲，从火场里冲出来，怀里抱着铁盒子。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跑了。我没追，进去看，文渊已经……没救了。”
“您认识陆文渊？”
“认识，所里谁不认识他？天才，脾气倔，不肯同流合污。”吴老先生重新戴上眼镜，“那年所里要改制，上面有人看中了文渊的研究，想低价买断。文渊不肯，就有人使了手段。老陈——所里的副所长，陈志强，是牵头人。他找过我好几次，要我‘弄丢’文渊的实验记录，我没答应。”
陈志强。这个名字，和出版社老陈的名字不一样。老陈叫陈大勇。
“后来呢？”
“后来火灾，文渊死了，定性为事故。陈志强升了官，调走了。再后来，所里解散，我调到档案馆，一干就是这么多年。”吴老先生看着我，“这些年，我一直在等，等有人来查当年的档案。但我没想到，来的人是你，文渊女儿的丈夫。”
“您早就知道我是谁？”
“你进档案馆第一天，我就觉得你眼熟。后来看了你简历，父亲叫沈建国，母亲姓陆……我就猜到了。”他顿了顿，“清妍那孩子，我也见过几次。她来找过档案，查她父亲的死因。但我什么都没给她看。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
“可她现在成了那些人中的一员。”我说，“她用她父亲的技术开了公司，赚了钱，还找人冒充她父亲。”
“那是她的选择。”吴老先生喝了口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你父亲选择了逃避，我选择了沉默，清妍选择了……复仇，或者别的什么。你呢，沈翊，你选择什么？”
我答不上来。
手机响了，是法院的短信，通知明天下午开庭。云翎科技起诉我违反竞业限制的案子，如期进行。
“吴老师，”我问，“如果我想查清当年的真相，该从哪里入手？”
老人看了我很久，最后站起身，走到档案柜前，打开最底层的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袋，放在我面前。
“这是我这二十年来收集的所有东西。火灾现场的调查报告，当年的值班记录，还有陈志强后来的去向。”他说，“但我必须提醒你，沈翊，一旦打开这个袋子，就没有回头路了。当年那些人，现在都身居高位。你一个普通人，拿什么跟他们斗？”
我拿起纸袋，很轻，但感觉有千斤重。
“您为什么帮我？”
“因为我欠文渊一条命。”吴老先生重新坐下，看着窗外，“火灾那天晚上，如果我早一点到，如果我胆子大一点，冲进去……也许他不会死。这二十年，我每天都会梦见那场火。现在你来了，也许是天意。”
我打开纸袋。
第一份是火灾调查报告的复印件，结论是“实验操作不当引发爆燃”，建议加强安全管理。但报告末尾，有三个鉴定人员的签名，其中一个名字被涂黑了，但隐约能看出是“陈”字。
第二份是当晚的值班记录。值班员姓李，记录显示“23:15，听见异响，前往三号实验室查看，发现火情，立即报警”。但下面有一行小字，是另一种笔迹加的：“李于三日前请假，未在岗。”也就是说，那晚值班的另有其人。
第三份是陈志强的履历。2004年火灾后，他升任所长，2006年调任市科技局副局长，2010年下海经商，创办“志强科技”，主营通讯设备。2015年，志强科技被云翎科技收购，陈志强进入云翎董事会，任副董事长。
我的呼吸停住了。
陈志强，当年的副所长，涉嫌害死陆文渊的人，现在是云翎科技的副董事长。而陆清妍，陆文渊的女儿，是云翎的总裁。他们在一个公司，一个董事会。
是陆清妍不知道陈志强的真面目，还是……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
“陈志强现在还在云翎吗？”我问。
“在，而且很活跃。”吴老先生说，“我听说，最近云翎内部在争权，陈志强想当董事长，清妍那孩子在跟他斗。董事会里分成两派，斗得很厉害。”
所以陆清妍急着跟我离婚，急着把我赶走，不是因为她嫌弃我赚得少，不是因为她要当总裁，而是因为——她怕陈志强通过我，查到我父亲，查到当年的事？
或者，更可怕的想法：她怕我查到，她和陈志强之间的关系。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陌生号码。我接起来。
“沈翊先生吗？”是个男人的声音，很客气，“我是陈志强，云翎科技的副董事长。有点事想跟您聊聊，方便见个面吗？”
我握紧手机，指尖发凉。
陈志强。他主动找我了。
“关于您和陆总的离婚案，还有……一些陈年旧事。”电话那头，男人的声音带着笑意，“我想，我们应该有很多话可以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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