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一个问题：资本家明明知道罗斯福上台后会对资本动手，为什么还要支持他当总统？答案很简单——比起等死，不如被罗斯福先宰一刀再说。彼时的美国，境况已经糟糕到连资本家都不得不捏着鼻子向政府低头的地步。
1929年10月24日的黑色星期四，华尔街股市单日暴跌12.8%，无数投资者一夜之间从暴富沦为赤贫，摩天大楼里接连传来跳楼自杀的消息。这场崩盘绝非简单的股市波动，而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总清算。过去十年的虚假繁荣，全靠信贷泡沫堆砌：企业盲目扩张，民众借贷消费，资本在无序投机中疯狂增值，而虚假的繁荣，终会迎来毁灭性的崩塌。
短短四年间，美国GDP从1044亿美元暴跌至585亿美元，跌幅超44%；近11000家银行倒闭，占全国银行总数的49%。银行倒闭的连锁反应，让绝大多数储户的存款化为乌有。彼时的失业率一路飙升至25%，意味着每4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失业，若算上半失业人群，这个比例更是突破40%。
曾经体面的中产家庭，不得不排队领取救济粮，不少人甚至靠变卖家具换取面包；而农场主们，宁愿将牛奶倒入密西西比河，也不愿低价出售给河对岸饥肠辘辘的流民。胡佛政府却固守不干预原则，坚信市场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可这种不作为，让资本陷入了整体覆灭的困境：工厂没有订单只能倒闭，银行没有储户只能破产，哪怕是手握千万资本的大亨，也面临着钱变废纸、产业归零的风险。
此时的美国，急需一场彻底的变革。罗斯福那句“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以及他提出的政府干预方案，恰好给了走投无路的资本一个死中求活的选项。
当然，资本家并非对罗斯福的野心毫无察觉。竞选期间，罗斯福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演讲中，毫不留情地批判华尔街用别人的钱投机，却将风险转嫁给全社会，甚至痛斥投机资本是经济机体上的毒瘤。他还明确提出，要通过政府干预规范市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这些表态在资本圈激起千层浪，摩根银行总裁托马斯拉蒙特甚至直言，罗斯福的主张会动摇资本的根基。但资本家对罗斯福的认知，始终守住了一条底线：他们从罗斯福的表态和幕僚团队的言论中判断，其推行的干预政策，核心是救市而非灭资。
罗斯福的做法，是修补资本主义体系的漏洞，而非颠覆资本的主导地位。相较于胡佛政府的坐以待毙、其他候选人的彻底放任，以及激进改革派的空泛主张，罗斯福的政策既有针对性，又具有可行性。他不否定资本的价值，只反对无序投机；不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只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在资本家看来，牺牲部分短期利益、接受政府监管，远比跟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一起垮掉更划算。
更重要的是，罗斯福的团队中不乏温和派企业家，他们从中牵线搭桥，让资本家相信新政会守住资本的盈利权。这种对政策边界的精准判断，成为资本家暗中支持罗斯福的重要前提。
对资本而言，最可怕的不是被政府规制，而是失去能让资本增值的市场环境。大萧条中，资本面临的最大困境，是经济循环彻底断裂：民众失业没钱消费，企业没订单不敢生产，生产停滞又导致更多人失业，形成恶性循环。
福特汽车公司的年产量，从1929年的450万辆暴跌至1932年的60万辆，福特不得不关闭多家工厂、裁员近70%；美国钢铁公司的工人每周工时不足20小时，工资大幅缩水。
罗斯福的新政，表面是对资本的约束，实则是为资本修复循环、创造新的盈利空间。他推行的《紧急银行法》，并非取缔银行，而是通过政府担保、整顿坏账，让健康的银行重新开业，遏制挤兑风潮，保障资本的安全流动。新政初期，健康银行逐步恢复营业，至3月底，银行存款回流已达歇业前总额的2/3。
公共工程计划更是直击资本痛点：政府投入数十亿美元修建公路、桥梁、水坝，单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就带动了钢铁、水泥、机械等多个产业的需求。这一举措给濒临破产的制造业带来订单，同时创造了近300万个就业岗位，民众有了收入，重新成为消费主体。
《国家工业复兴法》规定了企业的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让企业摆脱了无序内卷的困境。说白了，罗斯福给资本套上的“紧箍咒”，是为了让资本摆脱死亡循环，更健康地活下去；而资本家接受短期的监管约束，本质上是用小损失换取长期的生存权，典型的两害相权取其轻。
此外，社会动荡带来的维稳需求，让资本家对罗斯福的支持更添了一层迫切，甚至超越了对监管的抵触。因为当时的大萧条，不仅是经济危机，更是社会危机，阶级矛盾的激化，让资本的统治地位岌岌可危。
1932年，全美爆发了近2000次罢工运动，明尼苏达州的矿工罢工、芝加哥的屠宰场工人罢工，最终都演变成与警察的暴力冲突；大批失业退伍军人自发组成“补偿金远征军”，聚集在华盛顿街头请愿，要求提前发放退役补偿金，尽管这群人最终被军队驱散，却造成了不少人员伤亡。
这件事让资本家意识到，胡佛已经无法维持秩序。更让他们感到恐惧的是，社会主义思潮在底层民众中迅速蔓延，“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公平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部分激进组织甚至在工厂、社区开展宣传活动。
对资本家而言，这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一旦社会秩序崩溃、革命浪潮兴起，他们的财产和地位都将化为乌有，手握再多财富，也无法抵御民众的怒火。而罗斯福新政的民生导向，恰好击中了这一痛点。
他推行的《联邦紧急救济法》，为失业者提供每月15~20美元的救济金，数额虽微薄，却能让失业者勉强维持生计；《社会保障法》建立了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制度，让底层民众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所以在资本家眼中，罗斯福非但不是资本的敌人，反而是秩序的守护者。支持他上台，就是用有限的利益让步，换取资本赖以生存的稳定社会环境。
当然，光有这些还不够，资本内部的分化与罗斯福的平衡策略，是进一步促成这场特殊合作的重要原因。这一策略，让资本群体无法形成统一的反对力量。
资本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在大萧条中，不同类型资本的利益分歧愈发明显，甚至相互对立。华尔街的金融投机资本，因过度投机引发危机而声名狼藉，他们对罗斯福的批判极为抵触；但产业资本、中小资本却支持罗斯福——他们深受垄断资本和投机资本的压迫，对罗斯福的反垄断、反投机政策充满期待。
以中小制造商为例，大萧条前，他们在垄断资本的挤压下生存艰难；大萧条后，垄断资本为转嫁危机，进一步压低价格、抢占市场，让中小资本濒临破产，他们迫切希望通过新政打破垄断，获得公平竞争的空间。
罗斯福精准捕捉到这一分歧，采取“打一批拉一批”的平衡策略，为自己铺平道路。一方面，他公开批判华尔街的投机资本，推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禁止商业银行从事证券投机业务，敲打金融大亨，争取民意支持；另一方面，他主动与通用电气等温和派企业家沟通，邀请他们加入新政顾问团队，明确新政的边界——只规范无序扩张和投机行为，不剥夺资本的基本盈利权。
这一策略，精准拉拢了产业资本和中小资本。其实在1932年大选时，美国企业界和金融界的主流，大多要么支持胡佛，要么持观望态度。但罗斯福上台后，面对既定事实，这些资本家为了生存，只能选择被迫合作。
然而，这种妥协也只是暂时的。二战结束后，随着经济的复苏，资本很快就开始了对新政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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