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冬天，成都。两个老战友相距不过几条街，却谁也没敢敲开对方的门。
一个是刚被"解冻"的彭德怀元帅，一个是被贬为副省长的邓华上将。他们在同一座城市，看着同一片天空，却始终没能再见上一面。
1959年7月，江西庐山。
邓华接到通知，飞往庐山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当时他还是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央委员，正兵团级的开国上将。飞机落地九江，汽车盘山而上，他心里隐约觉得这次会议不太寻常。
果然，会议开到一半就变了天。
8月2日，毛泽东的讲话让会场气氛骤然紧张。
彭德怀写给主席的那封信，成了"反党纲领"。全会分成三个大组，专门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四人。邓华被分配到批彭那个组。
这下难办了。
邓华和彭德怀的关系，整个军队都知道。朝鲜战场上，一个是司令员，一个是第一副司令员兼政委。五次战役，上甘岭，1953年夏季反击战，两人配合得天衣无缝。彭德怀曾评价："不听邓华言，吃亏在眼前。"
现在要他批判老首长，怎么开口？
会议主持人一遍遍催促，众目睽睽之下，邓华不得不说了几句。
话音刚落，就有人跳起来指责：这是假批判，真保护！当场就把他的名字列入了"军事俱乐部"成员首位。
8月18日，北京。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接着开，1070名高级将领到场。这次会议更狠，专门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四人，被打成"小彭黄张周"。
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当场发难：老实交代你跟彭德怀的黑关系！彭德怀爱骂人，许多人都挨过骂，就是没骂过你，这是为什么？
邓华冷冷回了一句：他骂你是因为你打皮绊、玩女人，我没有男女作风错误，当然没挨骂。
台下哄堂大笑，但笑声里透着寒意。
9月，尘埃落定。邓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退出军界。从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到无职无权的待分配干部，这一跤摔得够重。
1960年6月，成都。
邓华举家南下，被安排为四川省副省长，分管农业机械。
从军事到农机，隔着十万八千里。五十岁的年纪，从头学起。邓华去新华书店，抱回来一摞农机方面的书，夜里翻到天亮。他还拉了个表，计划用三年跑遍四川所有县。
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专门来看他。那天晚上，两人对坐喝酒。酒过三巡，邓华忍不住说起心里的苦闷。李井泉听着，不时劝上几句。
临走前，李井泉拍拍他的肩膀：你得挺住啊。枪林弹雨都过来了，这算什么？党中央会给你一个说法的。现在多了解百姓生活，为人民办事，让组织再次看到你的能力。
这番话，邓华记了一辈子。
第二天，他就下了乡。资阳、南充、内江、宜宾，川西平原、川南丘陵，邓华的脚印踩遍了巴蜀大地。他蹲在田埂上看插秧机运转，趴在地上检查水利设施，跟老农唠家常问收成。
不到三年，这个军事专家变成了农机内行。他主持制定的几项农业政策，切合四川实际，粮食产量稳住了。基层干部对他刮目相看，没人把他当"落难将军"，而是当成真心干事的副省长。
但政治上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
每次开会，工作人员不知道该把他安排在哪里。级别是行政五级，待遇不低，可职务只是分管农机的副省长。有些人故意把他安排在主席台下面的角落里。邓华也不争辩，哪里安排就坐哪里。
邓华连夜写了个报告，请求中央给个书面结论。但写完后，他又犹豫了，最后把报告烧了。没过多久，他就被叫到北京参加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痛斥"翻案风"，表示坚决不能给彭德怀平反。
邓华彻底死了心。
1965年10月，重庆。
邓华在川东北调研时，接到通知赶到重庆参加三级干部会议。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找他谈话：老首长彭德怀要来四川了，主持西南三线建设工作。
邓华当场愣住。六年了，从1959年庐山会议到现在，他和彭总音讯全无。现在突然听说要来四川，心里百感交集。高兴吗？当然高兴，这说明中央重新启用彭总了。担心吗？也担心，两人同处一城，万一被人看见，又会惹出是非。
思来想去，邓华做了个决定：申请调离四川。
他找到廖志高，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廖志高沉默片刻，回答说：我们可以把你的要求转报中央，但调开的可能性很小。你们毕竟不是在同一单位、同一系统，而且就是见了面，也没什么了不起。
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也劝他：我知道你是好意，但彭总一来你就调走，这样不妥。首长知道了，可能会更难受。
邓华听了，心里一震。他确实没从彭总的角度想过。自己想着"保护"老首长，却忽略了对方可能更需要的是信任和陪伴。
于是他留了下来。
1965年11月30日，成都。
彭德怀坐火车抵达成都，被安排住在永兴巷7号。这是一处普通的干部住宅，离邓华住的前卫街44号，步行也就二十来分钟。
彭德怀一打听到邓华的住址，马上就想去看他。那天下午，他叫上警卫参谋景希珍，说要去前卫街。两人出了门，一路走得很快，彭总情绪明显高涨。
可到了前卫街44号门口，彭德怀的脚步突然慢了下来。
他站在院门外，手抬起来，像是要敲门，却又缓缓放下。他伸着脖子往院子里望了望，什么也没说，转身就往回走。
警卫参谋忍不住问：首长，怎么不进去？
彭德怀只叹了口气，摇摇头，没回答。
他不是不想见，而是不敢见。自己的身份有多敏感，他心里清楚。哪怕只是坐下来喝杯茶，也可能被人记录、上报、解读成"私下联络"。他不愿邓华因为一次见面，再被卷入风波。
几乎同时，邓华也在惦记着彭总。
他从一位转业干部那里听说了永兴巷7号的消息，心里激动得睡不着觉。他特别想当面问问，彭总过得好不好，身体怎么样。
可很快，有人私下提醒他：未经组织批准，不能擅自去彭总家串门。
这条纪律像一道无形的墙，把他挡在了门外。他不能登门，只能寄希望于"偶遇"。彭总有饭后散步的习惯，两家相距不远。于是那几天，邓华特意带着爱人出门散步，路线绕着永兴巷附近转。
他走得很慢，眼睛不时扫向街角巷口，心里默默期待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一连好几天，都没碰到。后来才听说，彭总几乎闭门不出，除了必要公务，很少见客，更别说散步了。
还有一次，邓华来到总府街招待所，等彭总上班。他站在门厅往院子里望，看见彭总在警卫参谋陪同下徒步走来。邓华见老战友身体还算硬朗，心里一阵欣慰，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
但当彭总快要走近时，邓华突然闪念之间决定回避。他立刻退到走廊，躲开了这次相遇。
彭总并不知道邓华来看望过他。要是知道了，他该多么高兴啊。
两人就这样，在同一个城市，隔着几条街，彼此惦记，却始终没能见上一面。
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不是不愿，而是不敢。那种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的无奈，成了他们晚年最深的遗憾。
彭德怀在成都只待了一年多。
上任后，他花了五天时间听取三线建设委员会的汇报。12月5日，会议结束，主持会议的副秘书长杨沛请彭总作指示。
彭德怀指着墙上的西南地图说：西南三线建设项目很多，不能齐头并进，要突出一点、一线、一片。"一点"是攀枝花钢厂建设，"一线"是成昆铁路建设，"一片"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建设。
大家听后，站起来热烈鼓掌。
接下来的日子里，彭总的足迹遍布四川中部、南部以及贵州六枝、盘县、水城等20多个县市。他下工地、看图纸、听汇报，说话直，发现问题当场指出，从不绕弯子。
1966年5月下旬，彭总视察完川东大足重型汽车厂工地后，在赴六盘水途中被紧急召回。回到成都，说是学习"五一六"通知，实际是一场对他的批判会。
12月22日，彭德怀被红卫兵揪回北京，惨遭批斗。
邓华这边，也没闲着。
他继续扎在农业工作里，跑遍了四川170多个县。每次外出调研回来，都会给省委写书面报告，如实反映下面的灾情，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有老同志劝他：你抓一抓农机就行了，还是好好保养身体吧。
邓华却说：我还是共产党员嘛，还拿着人民的钱，吃着人民的饭，就得为人民说话办事。
1973年，秦基伟恢复工作，调到成都军区担任军区司令员。
有一次省委和军区开联合会议，邓华作为分管农机的副省长，按当时的处境，只能坐在主席台下面的角落里。
秦基伟的秘书提前进入会场，从侧门往外走时，突然看到了坐在门口角落里的邓华。这位秘书也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人，看到当年的志愿军司令邓华坐在角落里，心里非常不是滋味。
他快速走出会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秦基伟。
秦基伟一听，脸色顿时变了。他赶紧跟着秘书走进会场，来到邓华身边，先是热情地给邓华敬了一个礼，然后伸出手握住了邓华的手：老首长，我们的人不注意，让您受委屈了，请到主席台上就座。
邓华连忙摆手：不妥不妥，我就在这里坐着挺好。
秦基伟还是拉着他往主席台走，边走边说：这次会议是由成都军区承办的，让您坐主席台，我和政委商量过了，没有任何问题，您就服从安排吧。
就这样，邓华被安排到了主席台上，而且是一个很醒目的位置。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在北京301医院含冤去世。邓华得知消息时，正在田间查看小麦长势。他沉默了很久，当天晚饭没吃，夜里灯亮到很晚。
1977年，邓华被调回北京，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这标志着他的生活终于回归正常。临行前，他对家人说起四川这十七年，提到了三个人的名字：贺炳炎、李井泉、秦基伟。
这三个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过他。
1978年12月24日，人民大会堂。
邓华出席了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追悼大会。他没想到，在总府街招待所那次没有察觉的见面，竟成了与老战友最后的诀别。望着骨灰盒，他深深三鞠躬，心情无比悲痛。
有人后来问他，是否后悔当年没去见彭总。
邓华只淡淡地说：有些事，做了反而害了他。
这句话，是他对那段岁月最完整的解释。
1980年7月3日，邓华因病在上海去世。他们终究没能再见一面。但那份战友情，穿越了政治风云、时空阻隔，以最朴素的方式完成了交接。在那个特殊年代，两个老人在各自的小院里，望着同一片天空，想着同一个人。
这不是传奇，却比传奇更真实。这不是圆满，却比圆满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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