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看到个数据，挺有意思。深圳在第七次人口普查期间统计了个数：全市的死亡年龄中位数是69.636岁。拆开看，男的66.684岁，女的75.014岁。
啥叫“死亡年龄中位数”？简单说，就是把那段时间所有去世的人，按岁数从大到小排队，正好站在最中间那个人的年龄。它不像“平均预期寿命”那么像个未来承诺，它更冷酷，是已经发生的、无法辩驳的事实。
69岁。这个数字要是放在一个普通县城或者老龄化严重的东北城市，可能没人会觉得意外。但这是深圳，中国最年轻的一线城市，满大街都是胶原蛋白和梦想，平均年龄才三十出头。一个青春澎湃的城市，死亡年龄的中位数却卡在69岁这个坎上，比当时全国的数据（大概78岁左右）足足少了近9岁。
为啥会这样？第一个原因其实有点残酷：深圳的“年轻”，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统计学滤镜。
这座城市是靠什么建起来的？是一批又一批坐着绿皮火车、拖着编织袋来的年轻人。他们二十啷当岁，来这里掏空身体，换取未来。这个庞大的基数，决定了深圳的人口金字塔底部宽得吓人。
但问题来了。这些年轻人里，绝大部分户籍不在这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根，在几千公里外的农村或小城。等他们干不动了，或者身体出大问题了，很多人会选择一件事——回家。
回到那个医疗资源远不如深圳，但生活成本低、有亲戚照应的老家，去走完最后一程。所以，在深圳的死亡统计簿上，记录下的往往是那些还没来得及“撤退”的人：可能是突发疾病倒下的中年骨干，可能是跟随子女来深圳却没能扎下根的老人，也可能是一些不幸的意外。
换句话说，深圳用极高的门槛，筛选了最黄金的劳动力年龄阶段；而命运，又用另一种方式，筛选了谁最终会以“死亡人口”的身份，留在它的统计数据里。这69岁的中位数，不是深圳打工人的寿命预言，而是这座城市特殊人口流动模式下的一个冰冷切片。它呈现的不是终点，而是这场巨大人口迁徙中，一些被迫提前退赛的身影。
看到这，你大概就能明白，为啥有人会感叹“想想可以理解为啥让这代人多交社保了，因为退休了也领不了几年”。
这句话对一半，错一半。
对的一半是，从全国整体精算来看，养老金压力山大。生育率走低，老人越来越多，领钱的时间越来越长（预期寿命在涨），而交钱的年轻人比例在萎缩。这是个数学上无解的死结，所以延迟退休、个人养老金这些措施，都是给这个池子找新的水源。
错的一半是，深圳，恰恰是这个系统里最牛的“供水站”，而不是“用水大户”。
深圳有海量的年轻人在吭哧吭哧交社保，但本地需要领取养老金的户籍退休老人，比例相对很少。这就意味着，深圳的社保基金每年会产生巨大的盈余。这些钱去了哪里？全国统筹。它们被转移支付给了东北、中部那些老龄化严重、养老金穿底的省份。
你看，这又是一场典型的“地理套利”。年轻人在深圳燃烧青春，创造财富，缴纳社保，其中一部分，通过这套系统，默默流向了远方的陌生老人。这谈不上公平或不公平，这是维持一个国家共同体运转必须的、残酷的温柔。
所以，那个“领不了几年”的担忧，在深圳的语境里要打个折。更精准的焦虑应该是：我在这里交的钱，将来能否足额、体面地兑换回我身上？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取决于深圳，而取决于你退休时，整个国家的养老金大盘子还够不够用。
深圳这个数据，真正扎心的地方，还不是宏观的社保，而是它对个体命运的某种暗示。
我们这代人，被教育要拼命。二十岁拼学历，三十岁拼职业，四十岁拼资产，所有规划都建立在一个默认的、乐观的假设上：我能活得很久，我有足够的时间去享受积累的成果。
但69岁的中位数（尤其是男性的66岁），像一声闷棍。它提醒我们，有一批人，没能跑赢这个假设。
他们可能就在我们身边。是那个连续熬夜加班后猝死的程序员，是那个中年查出癌症、积蓄迅速烧光的中层，是那个被生活重压击垮、没能等到退休的朋友。他们的故事不会上热搜，但会沉默地拉低那个统计中位数。
我们缴纳社保，投资理财，规划养老，本质上都是在和寿命对赌。赌自己能活到平均线以上，赌自己能成为享受复利奇迹和养老福利的那一部分。
而深圳的这个数据，冷酷地揭示了赌局的另一面：总有一半的人，活不到中位数。 我们所有的长期规划，都可能因为身体这个根本变量的突然崩溃，而变得毫无意义。
四、 在系统与命运之间，做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那咋办？躺平不交社保了吗？那是蠢。
说到底，深圳这个死亡年龄中位数，是一面镜子。它照见的，不仅是这座城市的青春与代价，更是我们这代人在呼啸时代里，共同面对的那场关于生命、财富与未来的复杂计算。
系统在算它的总账，而我们，得算好自己的那本小账。在宏大叙事和冰冷数据之下，照顾好那具会疲惫、会生病的身体，经营好那些确定而微小的幸福，可能是我们对抗巨大不确定性时，最实在、也最靠谱的策略。
风浪很大，船员的平均存活年龄是个统计数字。但对你我而言，唯一重要的，是尽全力让自己这条小船，能航行得更稳，更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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