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熊开国 整理：龙 山
谨以此文献给曾在武当山下战斗、生活过的总后3607工厂三线军工战友！
入学
1965年秋季，我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后勤部技校（时称“武后技校”）。学校按专业分别依托3303、3506、3510、3604等工厂办学，1966年，3510班并入3604厂，改编为“65机制2班”。在3510厂学习期间，李贵洪担任班主任，他系高级步兵学校转业人员，时任3510厂教育科干事；刘章福、刘瑞芝、秦慎言三位老师均为本科毕业的技术员，分别为我们讲授《数学》《材料力学》《机械制图》课程。语文课程由唐老师兼任，采用走教模式授课。并入3604厂后，李栋梁、欧阳淑贤、李树邨、付淑昆等老师先后承担教学工作。这些老师的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功底扎实，所授课程内容至今仍令我们记忆犹新。
入校不久，“文革”爆发，国内多数学校陆续停课闹革命。但依据军委三总部“军队院校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要求，我校正常开展教学与实习工作，这也为我们系统积累专业技术与理论知识创造了有利条件。
进山
1969年8月，根据总后工厂部第二生产管理局“（69）二劳字307号”文件部署，我们机制专业102名毕业生被集体分配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87工程筹建处（简称“87厂”），实际报到97人（其中男生38人、女生59人），另有5人因特殊情况未能报到。当拿到加盖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印章的分配通知书时，大家内心激动不已，这在当年是极具荣光与神圣感的事。我们即刻返回户籍所在地派出所，迅速办理了武汉市城镇户口的注销与迁出手续。
8月11日，我们告别武汉奔赴山区。学校统一为我们购置了当日武昌开往丹江的火车票，发车时间为晚间7点。下午5时许，同学们陆续从武汉三镇赶往武昌站集合。这趟列车平日乘客稀少，当日却因近百名毕业生及随行送行的亲友（部分家庭举家前来），使候车室瞬间陷入紧张状态。当时实行军管的武昌站戒备森严，各处加强值守、严控人员出入，而我们急于进站上车，全然不顾管制要求。期间发生一段小插曲：一位家住车站南端武泰闸的同学，因担心误车，沿铁路线试图直接进入站台，与执勤战士发生冲突。闻讯赶来的多名男同学聚集至事发地点，导致列车晚点17分钟发车。
列车缓缓启动，站台上的亲友们眼含热泪、挥手追逐，不舍这份数十年的呵护与牵挂；车厢内，几位女同学强忍的泪水终于决堤，失声痛哭——她们深知，此去如离巢之鸟，未来的风雨坎坷需独自承担。
经过约13小时的行程，次日上午列车抵达光化站（今老河口市）。时任筹建处政工干事的滕春华代表单位前来接站，10辆解放牌卡车分别载着人员与行李，将我们送达“乔子沟”。此处为“87厂”位于老白公路旁的外围区域，一条3米宽的水沟将两处简易仓库分隔为男女宿舍，室内仅摆放着用砖头垫高的木板通铺，无其他陈设。因仓库年久失修，墙体遍布孔洞，苍蝇、蚊子肆虐，老鼠、蟾蜍、蛇类可自由出入，深夜时常传来女生宿舍的惊呼声。
架设在半山腰的广播喇叭准时响起，电工兼广播员的复转军人刘显芳，用地道的河南口音欢迎我们加入87厂，投身三线建设。自此，我们开启了人生的崭新篇章：每日清晨，伴随起床号声，需在40分钟内完成穿衣、洗漱、如厕、排队购餐等事宜，常常边进餐边登山，翻过一道山梁（当时进厂隧道仍在施工），前往工厂老办公室接受任务指派。中午下班再翻山返回乔子沟就餐，餐后复又登山返工，终日与山岭相伴，耗费大量体力。
数十人同住大通铺，亦有别样乐趣：大家轮番讲述段子、笑话，部分同学还模仿厂领导讲话的语气神态，惟妙惟肖的表演引得众人哄堂大笑，为艰苦的生活增添了几分暖意。
基建
1969年至1970年，筹建处分设政工、基建、生产准备、后勤四个工作组，我被分配至基建组，主要负责水泥砖制作、地脚开挖、新建房屋檩条与瓦条铺设等工作。水泥砖在预制厂生产，该厂设于沿浪河店河边的开阔地带，配备一台75千瓦发电机，由从3604厂调来的许维才师傅负责管理。生产水泥砖时，先将水泥与河砂混合搅拌均匀，用大号铁锨装入可制10块砖的模具，再通过马达振荡器夯实，随后翻转模具将砖坯置于沙土上自然风干。每块水泥砖长40厘米、宽26厘米、高15厘米，重量约20公斤。我们6人一组，分工协作、轮流作业，2人上料、2人搅拌、2人装模，每组每日需制作18至20排水泥砖（约200块），劳动强度极大。
预制厂所需水泥由丹江运输而来，通常由农民工负责卸车。若遇暴雨等突发恶劣天气，为保护工厂财产，全体职工皆化身抢险队员，充分彰显“战天斗地”的三线精神。无数次，在乌云密布、暴雨将至之际，运水泥的卡车陆续抵达，而卸车农民工人手不足。基建组职工主动上前支援，两人负责一台车，一人卸砖、一人搬运。当时解放牌卡车限载4.5吨，实际载重多在5吨以上，每包水泥重50公斤，大家扛在肩上往返于卡车与数十米外的水泥储藏棚之间，卸完一台车需负重往返50至60次，浑身被水泥灰包裹，狼狈不堪。
当暴雨如期而至，看到三线建设物资安然无恙，我们心中满是欣慰，无所畏惧地站立在雨中，任凭风雨洗礼。
在预制厂制砖期间，也流传着一些逸闻趣事。例如，从一车间木模房翻山至浪河边，既是捷径，又可观赏木排过河的景致。有时木排搭载人员过多，加之学员间嬉戏打闹，会导致木排倾覆，众人落水后并未慌乱恼怒，反倒在河中畅游片刻再登岸；工间休息时，有人会踩着浅滩的过河石，潜入附近玉米地掰几穗玉米带回。偶尔会遇到两名四五岁的孩童，他们只是静静注视，一言不发。待我们怀揣玉米、即将踏上河对岸时，孩童们才突然呼喊：“妈！妈！他们偷我们的苞谷！”这般情景，往往是人赃俱获，引得众人哭笑不得。
相较于制砖，开挖地脚与铺设檩条的劳动强度相对较轻。工厂多个车间及宿舍的地脚均由我们开挖，普通地脚宽1米、深1.5米；锻工房、设计有行车的307机修工房等承重车间，地脚需宽2米、深1.8米；宿舍地脚则为宽70厘米、深80厘米。当时无任何施工机械，全凭十字镐、铁锨等手工工具作业，若遇到地下大顽石，需打炮眼爆破后再清理。
在基建组工作期间，我参与建设的基础工程包括：锻工房、综合仓库、301零件加工车间、307机修车间、308齿轮车间、热处理车间、澡堂，以及“吴家院”“八大家”“向阳楼”等多处单身宿舍、新建办公楼及俱乐部。当年流传着“三线建设搞不好，毛主席他老人家睡不好觉”的说法，为加快建设进度，“加战备班”“加忠字班”成为常态。彼时加班均为无偿，最多由食堂送面条、包子等夜餐至现场，大家却都毫无怨言，满心欢喜地接受。
生产
1970年4月15日，工厂宣布正式投产。我放下基建工具，手持锉刀、扳手，被分配至生产三连总装班，参与主导产品“212-2型平缝机”的装配工作。当时，生产三连由从3604厂调入的李芳豪担任连长，柴业盛担任政治指导员；首任班长为我的同学祝积焕，成员包括曾富连、张维启、肖桂兰、梁玉清、张郁伟、吴冬至、贾家俊、徐翠花、贾传芳、康芳琴、杨淑敏、许德志等人。总装生产线最初设于308工房南端，与老办公室隔窗相望，成为接待参观视察嘉宾的首选场所。随后，因承接“Z-512台式钻床”装配任务，生产线先后搬迁至301工房及钢材库楼上；后因装配“Z-535立式钻床”需使用行车等大型起重设备，再次搬迁至601工房；最终，随着产品定型为“GC212-8高速平缝机”，总装生产线落户于向阳楼对面的工房。
除上述三种产品外，工厂于1973年试制并生产三爪自定心卡盘、酚醛电木八一麦穗扣及光面扣；1974年开始生产工业平缝机旋梭；1982年，为配合新军衔制改革，生产陆海空三军军衔符号；1987年，引进日本尤尼克热处理成套设备，有效保障了缝纫机零件的热处理质量；1988年，经总后军需生产部与轻工部认定为外向型企业，“GC212-8高速平缝机”远销东南亚、拉丁美洲及非洲地区；1991年，该产品被轻工部质量检测中心评定为A级产品。此后，工厂于1992年从美国善能公司购入3台小孔珩磨机，从匈牙利购入数控加工中心，成功研制开发“GC212-5H双针平缝机”“GC212-11高速单针送布平缝机”等十几个系列军需被服机械产品。
1984年，为配合军衔制换装，工厂抽调骨干力量组建金属铜包铝扣生产车间，后成为全军军扣定点生产厂家，除生产八一扣、武警扣外，还配套生产铁路、工商、公路、海运、税务、民航等系统的制式服装铜包铝扣。当时，襄渝线上的丁家营车站为三等小站，经总后军需生产部与铁道部协调，过往快慢客车均在该站停靠1分钟，以便利三线军队企业职工出行。但卧铺票极为紧俏，情急之下，职工若携带几副崭新的武警扣、铁路扣上车，赠予熟识的乘警、乘务员，便可在乘务室安稳抵达目的地。
宣传
三线建设离不开思想宣传工作的鼓劲造势，我担任生产三连宣传委员，业余时间负责书写标语、编撰黑板报、撰写广播稿等工作。单一的广播稿形式后来逐步发展为多人在广播室演绎的配乐广播剧，我与张郁伟主要负责脚本编写，张郁伟还兼任现场导演，这项活动在当时开展得有声有色。1970年，是总后三线建设提速推进的关键时期，为保障新建被服厂装备更替，总后工厂部向我厂下达了月产300台套平缝机的任务。即便老厂3604厂的月产能也难以企及这一目标，干部职工普遍感到压力巨大，部分人员甚至产生畏难情绪。在柴业盛的指导下，我撰写了一篇千字文《是坚定不移还是动摇不定》，誊写为“大字报”张贴于车间门口，引得众人围观讨论。总后二局驻厂工作组发现这一宣传亮点，局政治处专门就此刊发简报。该生产任务圆满完成后不久，我被二局借调，参与局属中南、华东地区企业化工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务工作。
返厂后，我成为柴业盛的编外秘书，多次参与为安海道厂长撰写大会发言稿部分章节的工作。1971年冬季，李芳豪拟定了10人赴蚌埠参观学习台钻装配技术的名单并在车间宣布，柴业盛当即表态：“熊开国不能去，留下来撰写工作总结。”
提干
1973年6月，一份64开的干部调动通知单将我调至劳资科，担任人事教育干事。当时，谢荣华任劳资科负责人，余厚环任人事调配员，戚咸凤任工资员。
到岗后，我的首要任务是整理职工档案。建厂初期，职工从全国各地调入，档案规格、形式各异，杂乱无章。劳资科最初按人员所属部门分柜存放档案，人员异动后档案未能及时调整存放位置，给查阅工作带来极大不便。为此，我首先对照职工花名册，按姓氏笔画排序、编号，编制成《职工档案查阅册》；随后，将所有规格不一的档案袋统一更换为我厂印制的标准档案袋；在每只档案袋正面右下角张贴号签，填写对应姓名，按编号分柜存放。此举确保了无论人员如何异动，档案位置始终固定，极大提升了查阅效率。整理档案的核心工作，在于核查每份档案资料的准确性，尤其是个人参加工作时间、工资等级、职务级别等关键信息，若发现疏漏或异议，需发函协查、补充证明材料。当时办公条件简陋，所有资料、表格均需手写，稍有疏漏便需返工重制，工作繁琐而严谨。
这项工作我整整开展了一年，整理完毕的档案装满了10个铁皮柜。如今，我手写的《职工档案查阅册》仍存于工厂档案柜1号柜，现存人事档案已增至20个铁皮柜。
提干后，我先后负责人事教育、劳动组织与调配、工时定额管理等工作。在职工教育方面，参与组织学徒工转正定级考核、全厂工人应知应会考核，组建并管理技工学校、“7·21工人大学”、总后工厂部师资培训班等；在劳动工资工作方面，首次参与的工作是会同局劳资处王天英赴丹江口市劳动局，协调处理职工弟妹从274部队农场（沙洋）调入后的招工补办手续，后续还组织参与了军队企业职工工资标准“简化归并”、内部工资改革等工作。
教育
大批职工集结三线后，随迁家属的子女就学问题日益突出。提及托儿所，多数职工对崔家家、赵家家、段家家、刘家家等人印象深刻。她们以中国传统的育儿方式，辅以风趣乃至犀利的言语与趣闻，悉心照料着孩子们，将众多子女留在了这个令人终身难忘的地方。当时，哺乳期女职工的处境尤为艰辛：上班前将孩子送至托儿所，按国家规定，工间喂奶时间仅20分钟。为让孩子多吃一口奶，女职工们往往快步奔袭往返。抵达托儿所后，需同时兼顾给孩子把尿、喂药（若有需要）与喂奶。彼时无一次性尿片，若孩子大小便弄脏衣物，照料难度更是雪上加霜。上世纪70年代中期，项小芬、陈望英调入幼儿园，主持大、中班教学管理工作，幼儿园逐步摆脱传统管理模式。不久后，工厂在小洞口建成规模较大的花园式幼儿园，选拔具备相应资质与能力的职工充实幼教队伍，林爱美、成光荣、张枫、李敏等人均为幼教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3607工厂幼儿园也因此成为总后郧阳地区标杆单位，多次荣获上级主管部门表彰奖励。
1970年4月工厂投产后，便同步筹划组建子弟学校。首任子弟学校教职工均从工厂在册职工中抽调，校长为余宏义，教师包括朱玉芬、田中珍、张联芳、巨安丽、陈芝芬、魏春、刘建荣等8人，校址设于乔子沟一排经简易改造的单身宿舍仓库。此后，子弟学校陆续调入张承学、吕枝盛、陈浩恒等人，新校舍在大洞外落成，刘玉满、亢正田、周爱君、束宝辉、刘国英、潘红军、王建民、高学超、薛坤远、任宣范、戴华清、刘群、陈继荣、马晓勇、吕玉珍、李朝华、明军、张晓亚、严茂杰、熊银菊、刘音、施裕安、刘国俊、孙兰珍、周爱华、舒宗举、胡正海等先后到校任职任教。
1973年，工厂责成技术科、劳资科、团委牵头组织首次全厂工人应知应会考核，技术科多数技术人员参与命题工作。为确保考核公平公正，所有命题人员被送至均县（今丹江口市）文字605工厂封闭管理，由王坤法、张培德牵头分配任务、组织会审。试题定稿后，用铁笔、钢板刻写蜡纸，再通过手推油印机印制。
此次考核规模庞大，参与人数约500人，涵盖木模、铸造、锻造、机械加工、热处理、表面处理等一线工种，仓库、计量、检验、描图等二线工种，以及司机、传递、收发、广播、炊事、警卫等辅助工种，涉及近300个不同工种、不同级别的专属试卷。所有试卷需按预设考场及人数封装，命题人员不参与监考，仅负责阅卷评分。此次考核极大激发了职工钻研理论、精进技术的热情，此后学徒工转正定级考核、职工工资级别调整考核均纳入常态化管理，业余文化补习班也在全厂蓬勃开展，每到晚饭后，大洞外学校的教室里灯火通明，职工们踊跃参与学习。
1974年，工厂调整组织机构，正式成立教育科。1975年启动“7·21工人大学”筹备工作；1976年至1979年，连续开办两期全脱产机制专业班，共44名学员顺利毕业。“7·21工人大学”校址设于老办公室二楼，教育科科长王坤法兼任校长，同时承担《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机械零件》等课程教学任务，张家谦、朱发连、阮春华、陈世华等人分别担任兼职或专职教师。这些教师均为本科毕业，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功底深厚——朱发连可脱离教材，在黑板上徒手绘制标准铁碳平衡图；王坤法授课时，各类关联公式、定律信手拈来，且格外注重严谨学风的培养。例如，对答题准确的学员，他会当场表扬；若有人将“X”误读为“叶克思”，他会立即纠正，要求发音规范。学员们格外珍惜这一学习机会，勤奋刻苦、求知若渴。二期班学员的毕业设计结合工厂技术改造攻关项目，为铸造车间设计制作并安装的浇注环生产线投入使用后，大幅提升了产品质量、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产量，为企业主导产品升级换代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9年，经武汉军区后勤部工厂管理局“（79）武局劳字第526号”文件批准及均县劳动局备案，“武后技校”由总后驻郧阳地区三线基地军需企业按专业分办（附图片），我厂招收50名学员。为此，朱家生、邓光勤、陈鸿钦、胡正海、刘义忠、李毛生、李学田、王瑞华、王素梅等人调入教育科，王绍伟担任政治协理员。期间，总后总部教育处正师职助理员张仲三前来我厂实地考察，认为我厂领导高度重视职工教育，教育科实力雄厚、管理规范，决定委托我厂开办“总后师资培训班”，为全军企业化工厂培养数学、物理专职教师，承担职工教育及普通中学学历教育任务。
工厂选定装配车间后方作为教育科新址，我与王坤法在电工出身的李学田老师带领下，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工地加班：爬上脚手架，用简易弯管机弯曲线管、穿铁丝、拉电源线，严格按照基建施工图纸完成布线、预埋、电器盒固定等工作。新教育科为两层建筑，设4间大教室、1间实验室、1间教具仓库、4间办公室。竣工后，技工学校79级机制专业的50名学员从钢材库楼上迁入一层新教室上课，“师训班”学员也从全国各地陆续来厂报到。
昆明某厂的伍一平是“师训班”首位报到的学员，他是学员中唯一的党员，比其他学员提前近一周抵达。这些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既有北京、沈阳等大城市的，也有福建泉州、海南文昌等地的。他们在我厂脱产学习两年，这段短暂的经历，成为彼此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
1982年，总后工厂部针对直属被服、制鞋企业机械维护力量薄弱的现状，要求我厂教育科承办机修、保全人员培训班，每期培训3个月，共举办三期。培训内容涵盖技术理论与实践操作，要求学员熟练掌握平缝机、（二线、三线）包缝机、钉扣机、锁眼机等常规设备的维修保养技术。总后特批设备购置费，专项购置美国胜家牌锁眼机及其他国产设备，从3541工厂调拨专用设备8台，并向各直属工厂下达参培指标。安海道厂长高度重视培训班工作，特批20台金狮牌平缝机供教学无偿使用，既积极响应部里部署，又借助各企业参培人员，将我厂主导产品推向全军、全国。
培训班理论教学由我厂教育科承担，在王坤法主持下，教师们依据教学大纲自编讲义发放给学员；实训教学由3541工厂机电设备处张雨田与我厂戴道清共同负责。经严格考核，三期培训班共110名学员获得总后认可的结业证书。
（未完待续）
熊开国，湖北武汉人，1969年参加鄂西三线建设，曾任总后3607工厂劳资科长，1980年代调回武汉。2020年10月8日，因病在武汉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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