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回到两千六百多年前，齐国的宫殿里上演了一场让后来的道学家们下巴都能惊掉的对话。
刚刚走马上任的管仲，正摩拳擦掌准备干一番大事业。
齐桓公苦着脸说：“我有大毛病。
我不幸好色，喜欢打猎，而且喝起酒来不要命。”
这话听着简直离谱。
这人好色到了什么地步？
后来他在后宫里塞了七百个美女，连自己没出嫁的堂姐妹都给收编了，弄得九个贵族小姐嫁不出去。
好酒又到了什么程度？
有一次喝高了，连象征诸侯权威的帽子都弄丢了，羞愧得躲在屋里三天没敢露头。
换个正统的卫道士在场，这时候绝对要磕头磕出血来，大声疾呼“玩物丧志”的大道理。
可管仲听完，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只是嘴角微微一撇，抛出了一句谁也没想到的话：“这确实不算啥好习惯，但这并不妨碍您成为天下的霸主。”
这话听着像是在宽慰领导，其实背后藏着管仲一笔精打细算的政治经济账。
在他看来，齐国想当老大，关键根本不在国君私德好不好，而在国库鼓不鼓。
只要把经济底子打牢了，国君那点“吃喝玩乐”的嗜好，不光不是祸害，反而能变成拉动国家发展的发动机。
这套理论，比西方的凯恩斯早生了两千多年。
咱们先翻翻第一笔账：挥霍不光没罪，还是任务。
齐桓公这人，简直就是春秋时期的潮流教主。
他穿衣服非得穿紫色的。
那年头紫色染料提取简直是噩梦，得靠腐烂的骨螺分泌物，几千个骨螺才能染出一件衣服。
市面上贵得离谱，五匹上好的生绢，换不回一匹紫布。
但他不管，不光自己穿，还带着全国人民一起穿。
一时间，临淄城里放眼望去全是紫色，连后来唐宋官员“三品以上穿紫”的规矩都是打这儿传下去的。
除了穿，住的也不含糊。
他用神圣的柏木造了一座“柏寝台”，高达三丈，占地四十亩，奢华得没边。
按老观念，这叫搜刮民脂民膏。
可管仲咋看？
他不但不拦着，还跟着一块儿炫富。
老板修“柏寝台”，他就修“三归台”；老板搞照壁，他也搞；老板弄那种放酒杯的土台，他也照样弄。
孔子后来气得不行，骂管仲不懂礼数，觉得他越级享受了诸侯甚至天子的待遇。
可惜孔圣人没看懂管仲的账本。
管仲在《管子·侈靡篇》里把话说得大白：“抠门反而误事。”
要是大伙都不花钱，钱就死在那儿不动，货卖不出去，穷人就没活路。
管仲的逻辑是：富人必须得败家。
富人去买那个死贵的紫袍子，去盖那个豪华的高楼，钱才能从富人的钱袋子里流出来，流到染布工匠、伐木民工的手里。
赶上年景不好的时候，管仲甚至还撺掇国君大兴土木。
为啥？
就是为了给那些地里绝收、穷得叮当响的人一口饭吃。
“富人花天酒地，穷人就有活干。”
这就是管仲的财富流动公式。
国君的挥霍，在他眼里不是道德污点，而是拉动内需的必要手段。
再看第二笔账：谁来攥着国家的钱袋子？
当时的齐国号称“海王之国”，也就是现在的山东沿海，盐和铁多得是。
这些资源原本都攥在地方土豪和大商人的手里。
他们囤货居奇，哄抬物价，搞得国家穷得要死，富商却富可敌国。
这时候，管仲面临一个抉择：是直接向老百姓加税，还是动这帮富商的蛋糕？
加税肯定没戏，齐国刚乱完，人心还没定。
于是管仲出了一招绝的，叫“官山海”。
说白了，就是国家把生意抢过来做。
山上的铁，海里的盐，国家统购统销。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企雏形。
管仲还专门搞了个“轻重九府”，相当于现在的物价局加上中央银行，专门调控物价和货币。
这一手有多黑？
比方说国家手里囤了一大堆布，管仲就不收布税，改收麻的税。
原材料一涨价，布价跟着往上窜，这时候国家把手里的布抛出去，瞬间就能赚个盆满钵满。
对外贸易更绝。
要是外国货比本国好，就加关税挡在门外；要是本国货要出口，就降关税增加竞争力。
这不就是现在的贸易壁垒和出口退税吗？
靠着这种“宏观调控”，齐国政府把原本流向私人的暴利，统统吸进了国库。
最妙的是老百姓根本感觉不到被征税了——因为税都藏在盐价和铁价里头呢。
有了钱，还得有人气。
这就是管仲的第三笔账：咋把齐国变成国际大都市？
那年头的做生意环境其实挺差，关卡多如牛毛，税收重得要死。
管仲反着来，搞“微观搞活”。
凡是来齐国做买卖的，关税能免就免。
大商人来了，不光包吃包住，连马草都免费供应，甚至还给配好几个仆人伺候。
为了让这些大款在临淄待得住、玩得嗨，管仲甚至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开办国营妓院。
史书上记着，齐桓公宫里设了“女闾七百”。
这不光解决了当时社会风气乱套的问题，把私底下的乱搞变成了合法的生意，还给国家挣了一大笔税收。
这一招使出来，天下的商人都跟流水一样往齐国涌。
临淄迅速成了当时地球上最繁华的商业中心，甚至搞出了最早的丝织中心和海上贸易雏形。
管仲甚至因为这事儿被后世青楼行业奉为祖师爷，尊称“老郎神”，这恐怕是他自己做梦都想不出来的历史定位。
最后一笔账，是关于社会结构的：怎么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当时的社会，当兵的和种地的混在一起，工匠和农民也混居，效率低得吓人。
管仲搞了个“四民分业”。
他把全国人口劈成四块：士、农、工、商。
士和农，住在专门划定的十五个乡里，平时种庄稼，打仗时上战场，这就是军政合一的兵源。
工和商，住在另外六个乡里，不用打仗，一心一意搞生产和贸易。
这一招高明在哪？
管仲觉得，同行住一块儿，能交流手艺，能互相竞争，还能集中买原料，集中发货。
这不就是现在的“产业园区”或者“硅谷”模式吗？
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一点。
这种专业化的分工，比欧洲早了一千多年。
回过头来再看，齐桓公那些“坏毛病”——好色、好酒、好猎、好奢侈，在管仲搭建的这个庞大而精密的国家资本主义机器面前，确实只是些“芝麻绿豆”。
因为管仲这套体系，完美地利用了人性的贪婪和欲望。
富人图享受，那就让他们花钱，以此养活穷人；商人图利润，那就给他们甜头，以此繁荣市场；男人图美色，那就开红灯区，以此增加税收。
管仲不跟你扯什么“存天理，灭人欲”，他承认欲望，引导欲望，最后利用欲望成就了霸业。
孔子这辈子很少夸人，但他对管仲的评价高得吓人：“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大意是说，要没管仲，我们这些华夏人恐怕早就被蛮夷征服，披头散发，衣襟向左开了。
这评价很公道。
齐桓公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靠的不是他的道德模范形象，而是管仲手里那本算得清清楚楚的经济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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