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缓缓驶出丹东站时，老赵拉开窗，朝站台上挥了挥手——尽管并没有人送他。他手腕上的金表在晨光中晃了一下，正好照到对面上铺小凯的眼睛。
“赵叔这表得二十万吧？”小凯眯着眼问。
“瑞士买的，二十八万八。”老赵说得轻描淡写，却故意让声音传到隔壁铺位，“去朝鲜这种地方，就得戴块好表，不然人家瞧不起你。”
这趟开往平壤的K27次国际列车，成了我们这个小社会的微缩模型。
硬卧车厢里的财富排行榜
我们的车厢里有六个人：除了老赵、富二代小凯和我，还有退休教师周伯、做外贸生意的林姐，以及一个一路沉默的年轻朝鲜干部——我们都叫他小金，因为他胸前别着金日成徽章。
火车刚过鸭绿江大桥，老赵就开始了他的“朝鲜经济学”讲座。
“你们知道吗？这趟火车票就要两千多，够朝鲜人半年工资了！”他掏出苹果手机，“我查过资料，朝鲜普通工人月薪就三五百人民币……”
“赵总研究得透彻。”林姐接话，她手指上三克拉的钻戒在晃动，“所以我带了五万现金，准备在平壤好好‘扶贫’。”
周伯默默整理着行李，他把几本旧书整齐码在铺位上，其中一本《朝鲜战争史》的书脊已经开裂。小凯瞥了一眼，转头对老赵说：“赵叔，您说咱们这趟算不算‘降维打击’？就咱们带的这些钱，在朝鲜不得横着走？”
火车开始减速，窗外出现新义州站的站牌。朝鲜边防人员上车检查时，车厢里的气氛突然变了。
边境检查：第一堵看不见的墙
穿着军装的朝鲜检查官走进包厢，所有人的手机被要求集中保管。老赵最新款的iPhone 14 Pro Max被收走时，他小声嘟囔：“小心点啊，一万多呢。”
检查官看了他一眼，用生硬的中文说：“在朝鲜，革命价值不能用金钱衡量。”
轮到检查行李时，林姐的奢侈品包包被仔细查看。当她拿出一叠百元大钞准备“打点”时，检查官严肃地摇头：“请收好，朝鲜海关不收小费。”
最让人意外的是小金。他打开简单的行李袋——几件洗得发白的衬衫，几本书，还有一个印着红星的水杯。检查官对他敬了个礼，看都没看就通过了。
“他什么来头？”小凯小声问我。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在这个包厢里，我们这些带着万元现金、名牌手表的人，似乎并不比那个只有几件旧衣服的朝鲜干部更受尊重。
火车上的物价震撼课
午餐时间，我们挤进狭小的餐车。菜单上中文标价让人咋舌：一碗冷面120元，一份泡菜炒饭80元，连瓶装水都要15元。
“抢劫啊！”老赵嚷嚷，“这价格比北京国贸还贵！”
朝鲜乘务员平静地说：“这是涉外列车，价格经过国家批准。”
林姐掏出三张百元钞：“给我们来最好的套餐，六人份。”
等待上菜时，我们看到隔壁桌的朝鲜乘客——他们吃的是自带的饭盒：简单的米饭配泡菜。一个母亲把鸡蛋黄挑给孩子，自己只吃蛋白。
小凯用手机偷拍，被乘务员制止了。“为什么他们吃得那么差？”他问。
乘务员沉默片刻，说：“他们享受国家供给制，这些是家庭准备的爱心餐。”
我们的“豪华套餐”上来了：六菜一汤，摆盘精致。但不知为什么，看着那些朝鲜家庭分享简单食物的温馨场景，嘴里的烤肉突然没了滋味。
火车驶入山区，开始频繁穿越隧道。在某个长达三分钟的黑暗隧道里，老赵的钱包掉了，现金撒了一地。
灯亮时，所有人都愣住了——小金的铺位下压着两张百元钞。他捡起来，仔细抚平，递还给老赵。
“你……没拿几张？”老赵数着钱，脱口而出。
小金用流利的中文说：“在朝鲜，偷窃是可耻的行为。我们从小学习的是‘一人为全体，全体为一人’。”
车厢里安静得能听到铁轨的摩擦声。
周伯忽然开口：“1950年，也是这样的火车，满载着志愿军战士跨过鸭绿江。他们口袋里没有钱，只有保家卫国的决心。”
老赵的脸红一阵白一阵，默默把钱收好。那个下午，他罕见地沉默了。
火车经停一个小站时，我们被允许下车透气。站台上，朝鲜农民扛着麻袋上下车，他们的衣服打补丁，但脸上有笑容。
远处田野里，一群人在集体劳作。没有机械，全靠人力，但整齐划一，像在跳一支沉默的舞蹈。
“看他们的手推车，还是木轮子的。”林姐指着说，“我厂里最便宜的叉车都比这先进二十年。”
“但他们看上去很快乐。”周伯突然说，“快乐和钱，不一定成正比。”
小凯反驳：“周老师，那是您退休金高，站着说话不腰疼。没钱试试？”
小金忽然开口：“在朝鲜，我们计算幸福有七个指标：健康、家庭、教育、工作、社会关系、自由、精神信仰。金钱不在其中。”
火车鸣笛，我们重新上车。窗外的朝鲜countryside 缓缓后退，那些在田里劳作的人影渐渐变小，却在我们心里越变越大。
深夜，我在餐车偶遇小金。他正在笔记本上写东西，用的是普通的圆珠笔，本子是简陋的练习簿。
“可以坐吗？”我问。
他点头，合上本子。封面上印着“金日成主席语录”。
“你们……真的不羡慕我们有钱吗？”我终于问出这个憋了一路的问题。
小金想了想：“我羡慕你们可以自由旅行。但我不羡慕你们对金钱的焦虑。在朝鲜，我们知道明天住房还在，孩子能上学，生病有医院。这种安全感，你们有吗？”
我语塞。想起自己每月还的房贷，孩子的补习班费用，对失业的恐惧。
“你们那位赵先生，”小金继续说，“他需要那块表来证明自己。但我们的劳动模范，只需要胸前的勋章。你说，谁更富有？”
火车在夜色中前行，车厢连接处传来有节奏的撞击声，像这个国家的脉搏。
第二天清晨，火车广播响起《金日成将军之歌》。我们即将抵达平壤。
老赵在洗漱间对着镜子整理头发，金表再次闪烁。但这次，他没有炫耀，只是默默看着镜中的自己。
林姐把钻戒摘下来放进了口袋。
小凯删除了手机里偷拍的照片。
周伯把那本《朝鲜战争史》送给了小金：“也许你们有更完整的版本。”
平壤站越来越近，尹导在站台上向我们挥手。下车时，老赵忽然回头对我说：“你知道我这表怎么来的吗？三年前我破产，老婆跑了，这块表是东山再起后买的，就想告诉全世界：老子又回来了。”
他苦笑：“但在朝鲜，好像没人care这个。”
在平壤的第一晚，我们站在酒店窗前看夜景。城市灯火稀疏，但星空璀璨。
“你们说，”小凯忽然开口，“如果把这趟火车比作人生，我们这些有钱人坐的是软卧，但可能错过了硬座车厢的风景。”
林姐接着说：“我在餐车偷看那个朝鲜妈妈的饭盒时，她对我笑了。那种笑，我在深圳十年没见过。”
老赵最后说：“我这趟带了五万现金，现在觉得，可能带五本好书更划算。”
这趟火车最终会在平壤站调头，载着我们返回那个物价飞涨、焦虑横行的世界。但有些东西永远留在了铁轨上——那些关于贫富、尊严、幸福的追问，像枕木下的碎石，沉默地支撑着每一趟驶向真相的列车。
而真正的大款，或许不是腰缠万贯却嫌贫爱富的乘客，而是那些即使坐在硬座车厢，也能对着窗外风景微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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