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缓缓驶离丹东站时，已是黄昏时分。夕阳透过布满灰尘的车窗，在车厢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这趟开往平壤的国际列车，载着我们这群好奇心旺盛的中国游客，即将穿越国境线，进入那个神秘的国度。
就在发车前三分钟，车门突然被拉开，几个年轻女子急匆匆地上了车。她们的出现让整个车厢都安静了一瞬——不是因为打扰，而是因为她们的美貌。四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皮肤白得几乎透明，化着精致的淡妆，穿着款式相同但质地考究的深蓝色套装，头发整齐地盘在脑后。每人手里都拎着两个大行李箱，神情略显疲惫，但举止依然得体。
领头的姑娘用略带口音的中文向列车员解释着什么，我听不真切，只捕捉到“票丢了”“补票”几个词。最终她们被允许暂时留在我们这节外国人专用的卧铺车厢，坐在过道边的折叠座上。火车缓缓启动，鸭绿江大桥在窗外渐渐后退，国境线就这样被抛在了身后。
列车驶入新义州站时，朝鲜海关人员开始登车检查。这是每次跨境列车必经的程序，我们早已习惯。但当检查到那几位姑娘时，气氛变得有些不同。
海关人员要求她们打开所有行李箱。第一个箱子被打开时，周围几个乘客不自觉地探过头去——里面整齐地码放着各种金银首饰：项链、手镯、耳环、戒指，在昏暗的车厢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第二个箱子里则是崭新的电子产品，还有几套包装完好的化妆品。第三个箱子装满了布料和服装，都是上好的材质。
海关人员面无表情地逐一清点、登记，不时提出简短的问题。姑娘们用流利的朝鲜语回答，声音平静但手指不自觉地绞在一起。整个过程持续了二十多分钟，当最后一只箱子被重新锁上时，我注意到她们明显松了口气。
检查结束后，列车再次启动。我躺在中铺假装休息，实则观察着她们。最年轻的姑娘趴在狭窄的小桌上打盹，头随着列车晃动而轻轻摇摆，看起来疲惫不堪。另外三人则静静望着窗外逐渐暗下来的朝鲜田野，没人说话。
“要不你们来我铺位上休息会儿？”我终于忍不住开口，指了指自己的下铺，“我白天睡过了，不困。”
四个姑娘同时转过头，眼神里先是惊讶，然后是谨慎的审视。最后，那位看起来最年长的姑娘用中文轻声问：“真的可以吗？会不会太麻烦您？”
“没事，轮流休息吧，路还长。”
再三确认后，她们才接受了这份好意。两个人挤在下铺休息，另外两人依然坐在窗边。这个简单的善意打破了沉默的壁垒。
丹东三年：异国打工记
夜色渐深，列车在朝鲜的夜色中穿行。窗外偶尔闪过几点灯火，大部分时间是一片漆黑。我们分享着从丹东带上车的食物——我有泡面和火腿肠，她们则拿出包装精致的朝鲜特产：松子糖、人参糖，还有一种用糯米纸包裹的酸甜糕。
“我们在丹东工作了三年。”最善谈的姑娘叫金英淑，她告诉我，“在朝鲜餐厅做服务员，今天终于回家了。”
三年，这个时间长度让我有些惊讶。原来，她们是朝鲜外派到中国的工作人员，按规定服务期满可以回国探亲。金英淑说，知道能回家的消息后，她们整整三天没睡好觉，既兴奋又紧张。
“餐厅在丹东哪里？”我问。
“火车站附近那家最大的朝鲜餐厅，您可能去过。”
我想起来了，那栋五层楼建筑，门口总是站着穿民族服装的迎宾姑娘，里面的服务员个个貌美如花，能歌善舞。原来她们就是从那里来的。
谈到工资，金英淑的回答很坦率：“我们每月能拿到大约八百元人民币，但其中九成要上交国家。自己留八十块。”这个数字让我震惊——在丹东这样的城市，八十元甚至不够买一件像样的衣服。
“那你们这些首饰和电子产品……”我指了指她们的行李箱。
“是用攒下的钱买的，也有客人送的小礼物。”她微微一笑，“回家总要带些东西给家人。”
深夜时分，其他乘客大多已入睡，只有车轮与铁轨有节奏的碰撞声在车厢里回荡。金英淑的声音压得很低，仿佛在分享一个秘密。
“您问我喜不喜欢中国？”她重复了我的问题，眼神望向窗外无边的黑暗，“第一喜欢朝鲜，第二喜欢中国。”
这个回答的顺序很有讲究。我追问为什么。
“中国很好，很繁华，什么都能买到。但我只是那里的过客。”她停顿了一下，“每次看到丹东的高楼大厦，我就会想，平壤也在建设这样的楼房。每次看到中国的孩子玩手机游戏，我就想，朝鲜的孩子也在努力学习，为国家做贡献。”
她的同伴补充道：“在中国，我们代表的是朝鲜。我们的行为举止，客人都看在眼里。所以我们总是很小心，要展示最好的形象。”
我忽然理解了她们那种独特的优雅从何而来——那不仅是外貌的修饰，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责任感。她们在丹东的三年，不仅是打工，更是一次漫长的“外交任务”。
交谈中得知，这四个姑娘都受过高等教育。金英淑毕业于平壤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另外三人分别学的是音乐、舞蹈和国际贸易。这样的学历背景，却在中国做了三年餐厅服务员，这让我有些不解。
“国家需要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金英淑的回答几乎是标准答案，“而且能在国外工作，是很光荣的任务。很多人羡慕我们。”
她告诉我，外派选拔极其严格，不仅要考察政治背景、家庭成分，还要经过长达半年的培训，学习中国的风俗习惯、法律法规，甚至要掌握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技巧。她们在丹东期间，除了在餐厅工作，每周还要集中学习，汇报思想动态。
“其实最难的，是想家。”最年轻的姑娘突然开口，她叫李秀妍，今年才二十二岁，“不能随便打电话，信件要审查，有时觉得自己像断了线的风筝。”
金英淑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像是安慰，又像是提醒。
凌晨四点，列车在一个小站临时停车。我被窗外的光线唤醒，发现那四位姑娘已经醒了，正静静地整理行李。她们把那些昂贵的首饰和电子产品重新摆放，用衣服仔细包裹，动作轻柔得像在照顾婴儿。
金英淑注意到我醒了，递过来一瓶水：“快到平壤了。”
窗外天色渐亮，朝鲜的乡村景象在晨雾中逐渐清晰：整齐的农田，骑着自行车早起的农民，墙上依稀可见的标语。这一切与一江之隔的丹东形成鲜明对比。
“回去后有什么打算？”我问。
“先回家看望父母，然后等待新的工作安排。”金英淑说，“可能继续在涉外部门工作，也可能被分配到其他岗位。”
“你们想做什么？”
四个姑娘相互看了一眼，笑了。那是整晚我第一次看到她们如此放松的笑容。
“我想当老师，教中文。”李秀妍小声说。
“我想开一家小商店。”另一个姑娘说。
“我想结婚，生两个孩子。”第三个姑娘脸红了。
金英淑最后说：“我想继续为国家工作，去哪里都可以。”
列车广播响起，平壤站快到了。姑娘们站起身，重新检查仪容——头发一丝不乱，衣服平整，妆容完美。她们从行李箱里取出几枚小小的领袖像章，郑重地别在胸前。
列车缓缓驶入平壤站。站台上已经有人在等候，几位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还有几个提着花束的普通人——大概是她们的家人。
下车前，金英淑代表她们四人，向我深深鞠了一躬：“谢谢您的照顾。祝您在朝鲜旅行愉快。”
她们拎着那些沉甸甸的行李箱，随着人流走下火车。在月台上，我看见李秀妍扑进一位中年妇女的怀里，肩膀轻轻颤抖。金英淑则与工作人员简短交谈后，跟着他们走向特别通道。
我站在车厢门口，看着她们的身影消失在站台尽头。那些装满中国商品的行李箱，那些用三年青春换来的“外国经验”，那些压抑在得体微笑下的思乡之情，都将融入平壤的日常生活，成为这个国家复杂面貌的一部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