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人见道：《急先锋》的先锋之“选”|急先锋(电影)|新青年|邵飘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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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火箭兵报》，作者樊燕

择人见道：《急先锋》的先锋之“选”

□ 樊燕

《急先锋》

路英勇著

作家出版社

鲁迅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中直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这正是五四“急先锋”的真实写照——不必等炬火，自身便是划破黑暗的光。2025年恰逢《新青年》创刊110周年，作家路英勇推出纪实文学《急先锋》，这部凝结其“大半生学术思考、工作实践积累”的作品，最见功力的高明之处，恰在于没有铺陈庞杂的历史群像，而是精准锁定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三人，通过还原他们的新闻实践与精神蜕变，既回答了“何以为急先锋”的核心命题，更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前夕思想启蒙与革命动员的完整图景。它不仅是三位先驱的个人史，更是一部“思想觉醒的实践史”，是党史与新闻史研究中极具鲜活感的文本范例。

为何是这三人？作家路英勇的遴选绝非随机，而是对五四思想传播规律的精准把握。三人的核心活动集中于1915至1926年这一关键时段——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揭开思想启蒙序幕，1919年李大钊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思想旗帜，1926年邵飘萍为革命舆论事业牺牲践行理想，恰好覆盖了从思想觉醒、思潮激荡到革命萌芽的历史转型期。据《中国新闻通史》记载，这一时期新创办报刊虽达数百种，但真正能引领思潮、推动变革的核心力量，正是以三人为主导的报刊阵营。《新青年》作为思想启蒙主阵地，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搭建重要平台；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理论建构；邵飘萍创办的《京报》秉持“铁肩辣手”宗旨，将思想启蒙转化为具体的社会批判与舆论动员。尤其令人动容的是书中对邵飘萍的细节刻画：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他不顾军阀张作霖的威逼利诱，连续在《京报》刊发《可惊可骇之京报馆被封》等多篇社论揭露真相，最终于4月26日被反动军阀杀害，用生命为理想写下最悲壮的注脚。

三人的角色分工更构成了互补的先锋谱系，让“急先锋”的形象立体可感。陈独秀是思想发起者，高举“民主”“科学”大旗，以《新青年》为利器打破封建思想桎梏，“改造国民性”的办报理念直指救亡图存的核心症结；李大钊是理论建构者，作为学者型革命者，他率先完成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译介与阐释，为迷茫的中国提供了科学救国方案，其沉稳坚定的学术品格与革命信仰，成为思想传播的精神支柱；邵飘萍是舆论实践者，作为职业新闻人，他将新闻报道与社会批判紧密结合，在军阀统治的高压环境下，以精准调查、犀利评论揭露真相，让思想启蒙真正走进大众。而从党史维度来看，这一选择更直指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源头：陈独秀、李大钊作为主要创始人，其办报实践奠定了党的新闻工作“思想启蒙与革命动员相结合”的核心传统；邵飘萍虽未正式入党，但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评价他“是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其《京报》的办报理念与革命主张，与党的早期革命方向高度契合，成为党的“党外盟友”与舆论先锋。这种精准的人物遴选，让全书既避免了同类叙事的重复单调，又完整呈现了建党前夕思想准备与舆论铺垫的历史全貌。

扎实的史料运用是《急先锋》的另一大亮点，也是其学术价值的核心支撑。全书以一手史料为根基，让历史人物的言行有迹可循。描写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初衷时，作者直接引用创刊号发刊词：“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既还原了他最初“思想启蒙为先”的办报理念，也为后文描写其从思想启蒙转向政治革命埋下伏笔；刻画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时，除引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核心观点外，还结合1919年他与胡适“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相关史料——两人通过书信往来和报刊撰文，围绕“是否需要系统的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展开论辩，清晰呈现了李大钊思想演进的逻辑；再现邵飘萍新闻实践时，以《京报》对“三一八惨案”的系列报道为核心，引用多篇社论原文，让读者直观感受其“铁肩担道义”的新闻品格。同时，书中对《陈独秀年谱长编》（唐宝林、林茂生主编）、《李大钊传》（朱成甲著）、《邵飘萍年谱》（方汉奇主编）等学界公认研究著作的合理借鉴，既保证了历史细节的精准，又避免了孤证立论的学术风险。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未陷入“史料堆砌”的困境，而是通过筛选与重构，将枯燥的文献记载转化为鲜活的历史场景——比如还原李大钊在北大红楼书房中，与邓中夏、高君宇等学生围坐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细节，既展现了他作为学者的儒雅，又凸显了革命导师的风范，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历史的温度。

最打动读者的，是作品对历史人物的立体塑造，打破了革命先驱的符号化、标签化困境。路英勇没有将人物简单归入“非黑即白”的叙事模式，而是通过多面性刻画还原真实面貌。对陈独秀的描写，既展现他创办《新青年》时的锋芒毕露与思想激进，如在“文学革命”论战中鲜明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也还原他作为革命者的担当，1919年五四运动后，他因散发传单抨击北洋军阀被捕，出狱后仍坚持革命活动，面对军阀迫害多次流亡却始终坚守理想，让其从“思想领袖”符号转变为有血有肉的个体。对李大钊的塑造，跳出“完美革命者”窠臼，聚焦其“沉稳与热血”的双重性格：作为学者，他治学严谨，在日本留学期间便开始关注社会主义思潮，回国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注重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作为革命者，他信念坚定，1920年与陈独秀共同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参与建党筹备工作，1927年就义前，面对反动军阀的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临刑时的平静神态与坚定话语，更凸显“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精神品格。邵飘萍的形象则突出“犀利与担当”：作为新闻人，他嗅觉敏锐，1918年创办《京报》后，以锋利笔触揭露军阀统治的黑暗与腐败，评论一针见血；作为革命者，他敢于担当，“三一八惨案”后直面军阀威胁坚持批判，直至壮烈牺牲，而书中对他采访时乔装打扮深入虎穴、对青年记者悉心提携等细节，更让其从“民国第一记者”的标签中走出，成为有理想、有情怀的鲜活个体。

总而言之，《急先锋》用精准的人物遴选、扎实的史料支撑与立体的人物刻画，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回望五四的特殊窗口。它告诉我们，伟大的思想并非凭空降临，它需要载体，需要策略，需要无数“急先锋”在具体而微的实践中披荆斩棘。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它是党史、新闻史研究的重要补充；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它是了解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生动读本；而对于每一个渴望在时代中坚守理想、践行价值的人来说，它更像一盏明灯，照亮前行的道路。正如鲁迅所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部书所记录的先锋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在追求真理、实现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也让每一位读者都忍不住想要翻开原著，去触摸那段峥嵘岁月的温度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