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41岁IT男失业后没钱交房租，在强制腾退当天刺死61岁家赁保证公司职员|失业|家赁|小栗|山本|房租|日本|租客|租房

今年1月15日清晨，在日本东京杉并区一处并不起眼的老式公寓前，原本按照法院裁定进行的一次强制执行，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61岁的小栗壽晃，作为家赁保证公司员工，陪同法院执行人员到场处理退租事宜，却在现场被住户持刀刺伤，随后不治身亡。

同行的法院工作人员同样受伤，而行凶者、41岁的山本宏，当场以杀人未遂嫌疑被捕。事后，山本返回房间纵火，公寓外墙被熏得一片漆黑，这起案件迅速在日本社会引发强烈震动。

如果只停留在表面，这似乎是一宗因房租滞纳引发的极端暴力事件。但随着调查推进，日本媒体逐步还原出的，是一条并不突兀、却令人不安的生活滑坡轨迹。山本宏并非长期游离在社会边缘的人。他曾在IT公司工作，有过稳定收入，也具备一定技能，并不是一开始就“走投无路”的类型。问题出现在离职之后。具体的离职原因并未被详细披露，但可以确认的是，他此后始终未能重新进入职场。

疫情成为一个关键的分水岭。山本在供述中提到，新冠疫情之后，求职的意愿明显下降，既没有积极寻找正式工作，也没有为未来设定清晰规划。生活来源逐渐转为储蓄和零散的配送类“缝隙打工”。这种收入方式短期内或许能勉强维持日常，却难以支撑长期生活，更无法提供心理上的稳定感。在这种状态下，他开始领取生活保护，并于2022年10月搬入这处公寓。

房租并不算高，每月约5万5000日元。但从某个时间点起，支付彻底中断。调查显示，早在去年7月，他就已滞纳房租约40万日元，到案发前累计金额接近100万日元。房东方面并未采取激烈或越界的方式，而是走完了一整套日本社会极为典型、也极为缓慢的法律路径：催促支付、提起民事诉讼、等待判决生效、发出强制执行预告。去年12月，山本正式收到了立退“预告通知”，明确告知即将进入执行程序，而今年1月15日，正是最后期限。

这套制度设计，本意是通过时间换取冷静，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但在现实中，它也产生了另一种副作用——问题被不断延后，当事人对“终点”的感受反而变得模糊。很多处于困境中的人，并不是每天都在为“执行日”做心理准备，而是在拖延中逐渐失去对现实的判断力。

对山本而言，真正触发心理崩塌的，是生活保护的停止。由于从事过送外卖等兼职，被认定存在收入来源，补助因此被打断。从制度角度看这并不异常，日本的生活保护强调最低限度保障，并不鼓励长期依赖，一旦具备劳动或收入能力，补助就会相应调整。但对一个多年未能重返职场、社交关系高度收缩的人来说，这种调整极容易被理解为最后一道安全网正在消失。在他的供述中，“住的地方没有了，一切都结束了”“自己也死了算了”反复出现，这并非简单的推脱，而是一种对未来彻底失去希望的状态。

案发当天上午10点左右，小栗壽晃与东京地裁派出的60多岁法院工作人员一同来到杉并区和泉二丁目的这处公寓，准备进行房屋明渡的强制执行。冲突发生后，小栗首先被从背后刺中，伤势致命。随后，法院工作人员在附近路上遭到追击，胸部等四处被刺，警方发现他时，刀具仍插在体内，伤口从胸前贯穿至背部。两人并非在屋内遇袭，而是在公寓周边被追砍，现场在短时间内完全失控。

山本事先准备了会冒出黑烟的纸箱，用以威吓到场人员。事后他说，自己并非明确想要杀人，而是在那一刻觉得“死了也无所谓”。这种供述在日本的重大案件中并不罕见，它并不能为行为开脱，却清楚地反映出一种典型的破罐破摔式心理：不再区分生与死，也不再顾及他人的存在。

在这起案件中，还有一个被提及、却常常被外界忽略的背景，是“家赁保证公司”这一制度性存在。过去的日本租房市场，普遍依赖亲属或熟人作为连带保证人，一旦租客违约，由保证人承担责任。但随着少子化、单身化和家庭关系疏离，这种模式逐渐难以为继。进入本世纪后，商业化的家赁保证公司迅速普及，如今在城市地区，租房合同中要求加入保证公司已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