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 12 月，苏联武装力量中亚军区与土耳其斯坦军区启动向阿富汗派遣第40合成集团军的筹备工作。除正规部队外，从后备役征召的军人 —— 即所谓的“游击队员”，也一同被派往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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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中的第40集团军多数部队为常备编制，即人员按和平时期编制精。
组建中的第40集团军多数部队为常备编制，即人员按和平时期编制精简配置。军方随即下达命令，对集团军实施动员，使其进入全面战备状态，执行期限为 10 天。边境相邻军区发布征召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兵役局，开始征召本国居民入伍。
对土耳其斯坦军区和中亚军区而言，这是二战结束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动员扩编。大批男性民众凭征召令前往兵役局，许多后备役军人在深夜被接走，送往集结点。短短数日，数万士兵、军士和军官便从后备役中被征召入伍，完成着装、授装，登上军用装备开赴前线。
与大多数苏联公民不同，这些 “游击队员” 早已通过小道消息得知，他们即将跨越边境。而且此次后备役征召行动极为仓促，数日之内便完成了四个摩托化步兵师、一个炮兵旅，以及通信、工程、后勤部队和指挥机关的扩编与满编补充。新建的第40集团军司令部设在捷尔梅兹。这支在中亚地区组建的集团军，兵员主体为当地各民族居民，其中不少人甚至连俄语都掌握不佳 —— 这在作战环境中成为一大短板。
来自摩托化步兵第108师的尼古拉・克鲁坚科回忆，早在1979年11月，“游击队员”就已抵达他们团部“1979 年 11 月，团里来了一批‘游击队员’。我们和他们在靶场待了近一个月，其中一些人俄语说得极差，军事训练水平也差强人意，甚至不会给自动步枪装弹匣。我们只能在靶场现场教他们。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机灵的小伙子。12 月，我们接到紧急集合令，从浮桥跨越边境，‘游击队员’们与我们同行。我们在阿米诺夫村首次遭遇枪击，在村里坚守了近一天，直到肃清残敌后才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方向推进。我们曾驻守喀布尔近郊，整座城市尽收眼底。具体什么时候撤走的‘游击队员’，我记不清了。
（次年）1月我去过捷尔梅兹，回来时他们还在团里。在送他们回国前，部队整队检查他们的背包。我们有个基比茨大尉，没收了他们所有的小玩意儿，具体是哪个月的事，我记不清了。他们撤走后，我找过这些小伙子，却再也没联系上。和我并肩作战的有几位游击队员：来自塔什干的弗拉基米尔・布雷宁，来自杰纳乌市、画画很棒的金・拉吉・弗拉基米罗维奇，还有来自奎巴希沃村的尤里・福明。”
1979 年担任土耳其斯坦军区政治部特种宣传处副处长的列昂尼德・谢尔申涅夫少将回忆道：“‘我们要去阿富汗了！’——1979 年 12 月，在捷尔梅兹附近摩托化步兵第108师的集结区，我第一次从一位年长的乌兹别克族‘游击队员’口中听到这句话（这支动员师的兵员主要是征召的后备役乌兹别克人）。他私下跟我说，自己已经 52 岁了，却不愿错过‘跨国远征’这样的大事儿，于是向兵役局的人送了一头羊，求对方把他和儿子一起派往作战部队。”
在肥鹅看来，苏军进驻阿富汗的阶段至 1980 年 3 月 1 日便已结束。苏军控制了阿富汗各个主要战略要地，负责守卫 21 个省府、众多区乡行政中心、9座机场，以及几乎所有苏阿合办大型企业。第40集团军中的后备役征召军人（3.2 万名军士和士兵）全部撤出，由义务兵接替。同时，为军队征用的民用交通工具也全部更换为军用装备。
所谓的民用交通工具究竟是何物？在苏联，各汽车运输公司均隶属于兵役局，一旦军队有演习等任务，这些民用牌照的车辆便会被调往部队。此次前往阿富汗，“游击队员” 们乘坐的也正是这些挂着民用牌照的汽车运输公司车辆。谢尔申涅夫将军称，截至 3 月 1 日后备役军人已全部退伍，但许多老兵回忆，自己部队里的 “游击队员” 到 4 月仍未撤离。
摩托化步兵第5师修理营连长马拉特・沙伊马尔达诺夫说：
“当时伊朗扣押了美国外交官作为人质，事件持续了很久。我们都以为，这次紧急集合和所有战备训练都是为了这件事，甚至连关于阿富汗的流言都没有。结果 1979 年 12 月 28 日，我们这支近三分之一兵员为后备役征召军人的摩托化步兵师，跨过国境进入了阿富汗。”
值得一提的是，近卫空降兵第103师的官兵也一度坚信，自己会被调往伊朗。直到 12 月中旬，我们在塔什干机场降落时，才接到通知：前方目的地是阿富汗。
近卫空降兵第350团军士帕维尔・沃皮林回忆道：“我第一次见到‘游击队员’，大概是 12 月 28 日在总统府附近。他们来自摩托化步兵第108师，一大群胡子拉碴、大腹便便、年事已高的汉子，穿着军大衣，戴着护耳帽。在军队里见到这样的士兵，感觉既陌生又不习惯：我们大多是 19 岁的年轻小伙，而他们的年纪，比团长甚至师长都还要大上一辈。”
根据时任苏军空降兵第103师独立近卫高射炮第105 旅旅长弗拉基米尔・萨维茨基
近卫军上校的讲述，有一位约莫 50 岁的乌兹别克族后备役军人，开着一辆工程车掉队了，误打误撞跑到了他的旅部。这人既不知道自己隶属于哪个部队，也不清楚大部队的推进方向，他在乌兹别克斯坦本是一个集体农庄的庄主。据他说，自己半夜被叫醒，领到这辆车，跟着车队出发，结果迷了路。萨维茨基说，他用铁丝网在旅部给他圈了一块地，这人就把车停在了那里。而这人在旅里都做些什么？他答道：“啥也不干，就躺在车里睡觉。师长还天天训我：‘萨维茨基，你啥时候把这个集体农庄主弄走？’他在我们这儿待了很久，最后好歹是被送回了第108师。”
作为苏军第40集团军组建核心力量的后备役军人，按法律规定服现役不得超过三个月。常备军官回忆，“游击队员” 中不乏肥胖笨拙、年事已高的士兵，很多人年过四十，还有些人近五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什么军事技能，不愿服从命令，一心只想尽快回家与家人团聚。对于习惯了铁的纪律和绝对服从的常备军官而言，训练这些后备役军人，成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但与此同时，也正是这些 “游击队员” 改善了部队的生活条件：他们想出了取暖的办法 —— 用坦克炮弹壳做炉子，还找到了除虱子的法子；他们在野战炊事车烧热水，让官兵们轮流洗澡，即便如此，之后大家还是在这些炊事车里做饭。
至于被派往阿富汗的 “游击队员” 缺乏纪律性的传言，其实并不完全准确。恰恰是想要尽快回家的念头，让他们严格遵守军纪。比如有一位从阿富汗归来的摩托化步兵第5师大尉，他在一次装甲运兵车触雷事件中受了重伤，膝盖以下截肢，在兵役局获颁嘉奖时正学着用假肢走路，还走得不太稳。
1980 年，从阿富汗回国的军人寥寥无几，我们都很想和他聊聊。交谈中他提到了 “游击队员”，说部队进驻阿富汗时，师里有大量后备役军人。我问他这些人对待军务的态度如何，大尉答道：
“你都不敢信，他们走出五步就会换成正步，认真行军人礼。”我十分惊讶，说这一点都不像大家印象中的 “游击队员”。大尉则解释道：“你要明白，他们陷入了一种未知的处境。他们以为自己只是被从和平生活中抽出来集训，结果却到了一个正在打仗的异国他乡。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只想回到家人身边。可他们完全不知道归期：是很快就能走，还是要在这儿待满三个月，亦或是会被无限期滞留。所以他们才会拼尽全力做好一切。”
为接替 “游击队员”，苏军从全苏各地征召军官和士兵，部队会收到调令，要求派遣一定数量、特定专业的军人。据亲历者回忆，接收调派兵员的部队和分队军官，常常借机甩掉 “包袱”，把那些刺头兵 —— 闹事者和擅离职守的人派往阿富汗。但当时服役的军官却说，这些看似顽劣的人，到了前线反倒成了最优秀的战士。
苏军兵员几乎来自苏联全境，即便是驻扎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部队，也有大量兵力被抽调到阿富汗。军用装备被装上铁路平板车，整列整列的军列驶向南部边境。
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访问柏林期间，宣布苏联单方面决定削减驻中欧常规部队数量，而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撤出的数个坦克团，却被直接调往了阿富汗。
根据亲历者回忆：“1980 年 3 月或 4 月，我们在库纳尔省遇到了从德国调来的坦克兵。我们营在阿萨达巴德附近驻扎，那里也有一支坦克纵队。”
我们攀谈起来，我们问他们：“你们从哪儿来？” 他们答道：“从德国。” 我们十分诧异，这怎么可能？坦克兵们解释说，部队接到命令，从驻德苏军集群撤出装备，坦克被装上平板车，他们自己则登上车厢出发。
他们说，跨越边境后，才发现行程一再延长，大家心里都犯嘀咕：“我们这是要去哪？” 但据他们说，没人给出任何明确答复。直到进入中亚，他们才接到通知，接下来要自行行军 “跨国远征”。
后备役军人与义务兵的换防工作从 1980年3月开始，直至同年11月才全部完成，最后回国的是被动员的军官和准尉，不过仍有部分人继续留在第40集团军服役。在阿富汗阵亡的后备役军人共计 42 人，其中军官 6 人、士兵 36 人。据不同资料记载，先后在第40集团军中服役的“游击队员”总人数在 3.2万至5万人之间。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境内后备役兵员数量的这一差异，大概率是因为部分完成扩编的部队并未跨越边境，而是作为预备队驻守在苏联境内；此外，部分被动员人员因疾病、家庭状况等其他因素，未能入伍服役。
后备役军人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也让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深思。这位阿富汗新任领导人见到这支军队后，毫无喜悦之情，反而向勃列日涅夫提出要求，让原本已准备回国的空降兵留在阿富汗。
“游击队员” 们回国前，经历了多次检查和搜查，以防有人走私武器和毒品。有人称，回国后上级对他们说：“同志们，回去好好工作，关于你们的参战经历，切勿向外宣扬。” 此事真伪，如今已难以考证。
(2026年1月24日，作者：彼得堡的肥天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