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冬，一支400人的“敢死队”成了蒋介石棋盘上的弃子，唯一的黄埔精英竟带图投敌，14年后这群野人却成了国民党后方的噩梦
1935年那个冬天冷得邪乎，国民党高层突然炸锅了，以为围住了红军主力，几十万大军像狼群一样扑上去，结果扑了个寂寞。
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空城计”。
而在另一头，一支拼凑出来的400人小队，在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被摆在了棋盘最凶险的位置，成了那枚“弃子”。
这哪是打仗啊，分明是用命在给主力换那张唯一的“逃生门票”。
这事儿还得往回倒一倒。
遵义会议后，红军虽然换了“掌舵人”，但局面那是相当被动，几十万敌军围着几万人打，这仗怎么算都是死局。
为了让主力能从蒋介石的铁桶阵里钻出去，中央不得不玩了一把大的——“金蝉脱壳”。
这招的核心就一个字：骗。
得有一支队伍留下来，大张旗鼓地假装自己是主力，把敌人的火力全引过去。
这个几乎十死无生的任务，最后落在了“川南游击纵队”头上。
咱们现在听着觉得挺悲壮，可要是回到当时，那场面真能让人心里发酸。
这400人是怎么凑的？
除了一部分警卫排和运输队，剩下200多人全是走不动路的伤病员和妇女。
说白了，这就是一支为了掩护主力安全转移，随时准备被“核销”的断后部队。
徐策、余泽鸿这些指挥官心里跟明镜似的，接过命令的时候就知道，这大概率是一张单程票。
所谓的“担负红军未来”，其实就是把生的路让给别人，把死的坑留给自己。
这帮由“老弱病残”组成的队伍，在川南的大山里硬是演出了奥斯卡级别的“空城计”。
他们故意搞出大动静，甚至主动去捅国民党的马蜂窝，搞得敌人晕头转向，真以为红军主力要在这扎根。
主力部队趁机跳出了包围圈，跑远了，而这支游击队，彻底掉进了敌人的汪洋大海里。
就在队伍快撑不住的时候，来了个叫王逸涛的人。
这人一来，整个队伍的画风都变了。
他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懂战术、会看图、能指挥。
他的加入，让这帮习惯了硬碰硬的“泥腿子”开了眼界。
王逸涛带着大家打伏击、搞穿插，几次把数倍于己的敌人耍得团团转，队伍战斗力直线飙升，甚至还扩充了不少人马。
那时候，战士们看他的眼神都带着光，觉得这就是上天派来的“诸葛亮”。
这对于当时的游击队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技术扶贫。
可是啊，人性这东西，最经不起考验。
谁也没想到，这个在战场上指挥若定的黄埔高材生，骨子里却是个“软脚虾”。
随着红军主力越走越远，川南游击队成了真正的孤军，在那片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里，没吃没喝，还得天天跑路。
王逸涛的心理防线崩了，也就是现在说的“破防”了。
他觉得跟着这帮人在山里吃草根树皮，纯属找死，根本没有前途可言。
最黑暗的一天来了。
在一个没有任何征兆的清晨，王逸涛利用职务之便，切断了与上级的联系。
但他没只是自己跑，而是带着重要的机密文件和一部分被裹挟的战士，直接投进了敌人的怀抱。
这不仅仅是带走几个人那么简单，他出卖的是整个纵队的布防图和行动计划！
对于这支本就在悬崖边跳舞的队伍来说，这简直就是背后的一记闷棍。
真正的绝望不是没路走，而是那个手里拿着地图的领路人，转身把你卖了个底掉。
这要是换了一般队伍，遭遇这种级别的背叛，早就散伙了。
但川南游击队剩下的这帮人，那是真硬气。
徐策、余泽鸿这些老党员站了出来，没时间哭，也没时间骂，带着剩下的战友一头扎进更深的密林。
正规战打不了，那就打麻雀战；没吃的，就学神农尝百草。
你很难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
他们像野人一样在山里活了下来，没有后勤，没有支援，甚至连名字都被外界遗忘了。
但这支被视为“弃子”的队伍，硬是在那个平行时空里，把根扎进了石头缝里。
这哪是求生啊，这完全就是靠一口气撑着。
到了1947年，解放战争打得火热，川南游击纵队的作用突然爆发了。
当年那支快要熄灭的火种，这时候已经成了插在国民党大后方的一把尖刀。
他们在西南的崇山峻岭中，把国民党的后方搅得天翻地覆，让敌人首尾不能相顾。
直到1949年，当解放军的大部队横扫西南时，这支在敌后坚持了14年的队伍，终于走出了大山。
回头看这段历史，比任何电影剧本都要残酷。
400人的“诱饵”，原本的剧本是“全军覆没”，但他们自己改写了结局。
这其中，有徐策、余泽鸿那样视死如归的坚守，也有王逸涛那样令人齿冷的背叛。
这种强烈的反差，正好说明了一个道理：信仰这东西，平时看不见，只有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才发光。
当我们今天谈论长征的伟大时，别忘了在那个遥远的川南山区，有一群被留下的“弃子”，用14年的野人生活，为红军主力铺平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1949年12月，当幸存的游击队员走出大山归队时，很多人已经不会说完整的话了，而在那一刻，徐策和余泽鸿的坟头草都己经三尺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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