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我对南京的态度很“愤青”。所谓“愤青”的态度或立场，一言以蔽之，便是“生活在别处”，“别处”，当然是“诗和远方”。既然生为南京人，讨厌南京似乎是无须理由的，就像有几分愤青的人注定会不满他身在其中的家庭一样。
但也不是全无理由，其中最具体的一条，是不喜欢南京话。
各地的方言，有好听又好懂的，有好听而不好懂的，也有好懂而不好听的，当然也有的是既难听又不好懂。我以为南京话应属第三类，易懂而难听。——与最后一类相比，不算是“数罪并发”，总还有可取之处。但“愤青”是倾向于彻底否定不能一分为二的，所以我眼中的南京话一无是处。
首先是“土”。“土”是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概念，是因为认定南京“土”遂判定南京话“土”，抑或是相反，我也闹不清楚。反正听在耳里就是土，甚至它的好懂也成为罪状：不好懂的方言因其难懂，它的“土”似尚有所遮掩，南京话的好懂则似乎令其“土”一览无遗，大白于天下。第二条似乎理性一点，是南京话没有抑扬顿挫，字念出来都是去声，每个句子则都是降调，朝下，朝下，扔石头似的。或者是一下一下杵过来，梆硬梆硬。
有次一帮朋友在一起拿南京话开涮，有人用地道的南京话给《简·爱》结尾男女主人公重逢的一段配音，双目失明的罗切斯特道：“是哪一个啊？——噢，是简噢！”一屋子人都笑翻了。我据此断定，用南京话根本就没法谈情说爱。南京话的“罪状”还包括不够从容，等等。
其实南京话的问题，许多方言亦不免。不说其他，就说表达浪漫的情感吧，不拘何种方言，试试看，恐怕都有喜剧效果。我还记得一九七九年暑假，在北京赶场子看的所谓“内参片”的情形。当时外国电影，照例要走配音的程序，雅称“译制片”，观众习惯了配音，字幕是没有的。“内参片”仓促间不及走程序，只好临时拉来通外语的人，现场速配。彼时普通话还不像今日这般普通，充翻译的人，南腔北调者，时或一遇。有一次遇到一位，浓重的山东腔，男男女女的对话他一人包办，银幕上男主女主正自深情款款，一递一句“我爱你”，“我也爱你”，他那边亦步亦趋，侉里侉气地跟进，全场立马笑翻。
可见凡方言，这场合就诸般不宜。但那时是思不及此的，只觉南京话属最最难听的语言之列。大学外地同学模仿到南京后学到的第一句本地话，是在电影院门前兜票：“啊有票啊？”可怜巴巴的样子。我马上就想到北京人的做派，同样是兜票，“有富余票吗？”——调子扬上去，好听，不失身份，还透着洒脱。
有年暑假外出远游，两个月未见半个南京人，有那么点思乡的意思了，坐火车回来，一路归心似箭。车到龙潭，就听附近几个南京女孩高喉大嗓在说笑，直不隆通，间或还带些脏字。这就是我的“乡音”？当时的反应，差点没夸张地把耳朵捂上，那份羞愤难当，就像是要替全南京人害臊。
毕飞宇小说《平原》，里面不止一次写到王家庄人艳羡南京话的“好听”，令我想起昔日的深恶痛绝。虽是小说，这里料必不是虚构。南京话怎么会让人觉着“好听”呢？想来一是苏北方言的确不比南京话更悦耳，此外更重要的因素，也许是对于王家庄的年轻人，南京话象征着“别处”，是大城市的一种隐喻吧？港台腔一度甚嚣尘上，甚至能操几句粤语还被人羡慕，那可是属于“南蛮鴂舌”之类，忽被追捧，也是因为那里的“发达”。
向往“别处”而终于身未离南京，也许是日久生情，也许是志气消磨，对南京早已渐生情愫，南京话亦早已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了，但我还是固执地认定南京话难听——虽然多数时间操的是南京话，而且碰到南京人在一起的场合，不来上几句还觉不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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