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56年10月，北京新街口那可是热闹地界。
就在一家羊肉泡馍馆子里，出了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场面。
一桌客人吃饱喝足，大师傅拿着账单来了：统共六块三。
结果呢？
这几位爷把兜底都掏空了，硬是一分钱没凑齐。
坐在这儿的可不是一般人，正是毛泽东主席，旁边陪着的是机要大秘高智、卫士长李银桥。
大国领袖出门吃饭赊账，这事儿说出去谁信？
可懂行的人都知道，这背后透着主席雷打不动的习惯——他身上从来就没带钱的规矩。
这僵局咋破的？
高智脑子转得快，跟服务员打商量：“同志，我们这也是临时起意，手头紧，能不能先记账？
明儿一早准送来。”
服务员也是通情达理，点头应了。
回中南海的路上，毛主席脸一沉，特意交代了一句铁律：钱必须补上，共产党人哪能占老百姓便宜？
次日天刚亮，高智蹬着自行车，火急火燎跑回馆子，把那六块三给结清了。
乍一看，这是主席艰苦朴素、不搞特权。
这话没错，但您要把时间轴拉长了看，这顿饭里头，藏着主席带队伍的一套“心法”。
那会儿，正好是高智给主席当差的第四个年头。
那天刚开完会，车经过市区，主席突然觉着饿了。
高智第一反应就是按规矩办：“饿了咱就回家，别在外头凑合，家里饭菜现成。”
这多稳当啊，安全、卫生、时间都好把控。
可主席这回没听安排。
他望着窗外的铺子，摆摆手：“不，我就要在外面吃。”
这会儿，他不想当那个被警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领袖，就想当个老百姓，尝口人间烟火气。
高智也是个灵光人，立马想到了“羊肉泡馍”。
主席在陕北那黄土地上待了十三年，那口味道早就渗进骨血里了。
果不其然，一听这提议，主席乐了。
这顿饭吃得那叫一个自在。
主席坐堂里，随行的人坐外头，看着就像一家子办完事歇脚。
他还跟跑堂的拉家常，问人家日子顺不顺心。
在高智眼里，这就是位慈祥的老大爷，没架子，更没红过脸。
可偏偏就是这种“没架子”，让高智后来碰上个大难题。
一晃到了1962年4月19日。
这一年，高智跟在主席身边整整十年了。
按常理，这位置最养人：领导知根知底，工作轻车熟路，关系还铁。
可主席把高智叫进颐年堂，给他出了道“送命题”。
起初是表扬：“高智啊，这么多年你干得不错，我很满意。”
紧接着，话头一变：“现在问问你的意思，是想继续跟着我，还是下去锻炼？”
这档口，气氛微妙得很。
一般领导这么问，多半是客气。
可主席补了一句：“留下也行，想去别处干啥也可以提。”
高智心里咯噔一下，半天没吭声，心里那个难受劲儿就别提了，那是真舍不得。
换您是高智，您咋选？
留下？
那是脸面，是舒服窝。
走？
那是两眼一抹黑。
高智心里跟明镜似的。
主席嘴上说“可以留”，但他老人家最恨干部“脚不沾泥光看报”。
这两年跟去河南、江西跑了一圈，高智明白个死理儿：不沾地气，就读不懂中国。
于是，他强忍着泪花，咬牙做了决定：“主席，掏心窝子说，我不愿离开您…
但我愿意下基层，去经风雨。”
一听这话，主席说了句耐人寻味的话：“你愿意干其实也能干。
你是个实在人。”
这其实是最后一道考题。
高智要是借坡下驴留下了，顶多是个“好跟班”。
他非要走，反倒证明他真把主席的教诲听进去了。
既然走，去哪？
高智选了老家西安。
这四个词：工、农、商、学，那是治理一方水土、甚至治理国家的根基。
主席这不是撵人，是在炼钢。
他要把这些坐机关“爬格子”的秀才，扔进泥地里，让他们搞懂粮食咋长出来的，机器咋转的，钱咋流的。
临了，这位严师又变回了那个温厚长辈。
听说高智媳妇快生了，主席特意叮嘱：“别急着动身，等娃娃落地再说。”
高智起身要走，主席突然喊住：“别走！
咱俩合个影，好不好？”
这话里，透着一股子挽留劲儿。
高智搀着主席走到屋外。
正巧，工作人员领着高智五岁的闺女来了。
主席瞅着娃问：“叫啥？”
高智答：“小妹。”
主席又问：“咋叫这名？”
高智解释：“头上有俩哥。”
主席一听乐了：“来，你抱着娃，咱们再拍一张。”
回过头再琢磨，从1956年那碗赊账的羊肉泡馍，到1962年这场让人鼻酸的道别，主席待身边人的逻辑从来没变过。
平日里，那是把工作人员当自家人，吃饭能拼桌，没钱能一块儿出洋相，压根没有上下级的隔阂。
可一碰到原则，他又比谁都清醒。
他不想让身边人变成只会磕头的家奴，也不想他们变成不知民间疾苦的官老爷。
没带钱必须还，是教做人“手脚干净”；
干满十年必须走，是教做事“脚踏实地”。
这就是伟人的用人之道：生活上能跟您平起平坐，但政治上，必须得把身子俯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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