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宁波小洛熙案的发酵，让医疗纠纷维权模式迎来新启示。五个月大的女婴术后离世，家属通过网络公开真相、申请权威尸检，借助舆论力量推动调查，最终促成卫健部门追责与司法立案，这正是私力救济突围与公力救济托底的典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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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二十余年变迁，维权路径已发生根本转向。1987年《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下，公力救济是主导——行政机关主动查处医疗过失，顺带解决赔偿问题。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后，行政机关退出主动维权，患方被推向以民事诉讼为核心的私力救济，但司法实践的冗长繁琐令人却步：平均审理周期达5到6个月，鉴定程序反复，“重责轻赔”现象突出，让不少患方望而却步。
互联网AI的发展为私力救济开辟新赛道。小洛熙案中，家属通过网络公开病历疑点与监控矛盾，引发公众关注，奥运冠军、公益人士纷纷发声，形成强大社会监督力，倒逼相关部门快速响应。这种借助公共资源的理性表达，既避开了过激维权的法律风险，又弥补了司法程序的效率短板，成为私力救济的有效形式。
但私力救济不能替代公力问责。《关于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的意见》明确，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需依法查处医疗领域违法犯罪。小洛熙家属在舆论发声的同时，同步推进医疗事故违法犯罪的行政问责、向法院提起诉讼、向公安机关报案，正是把握了“私力造势、公力定案”的节奏。若仅停留在医疗技术过失民事赔偿诉求，难以触及医疗质量安全的核心问题；唯有聚焦故意违法犯罪线索，推动行政追责与刑事调查，才能实现根本维权。
医疗纠纷维权的智慧，在于私力与公力的协同而非对立。患方需以理性为底线，借助网络工具固定证据、传递真相，同时精准启动公力程序，集中力量推进违法犯罪查处。既不放弃民事诉讼的赔偿诉求，更不忽视行政刑事问责的制度力量，方能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推动医疗行业规范化发展，让每一起纠纷都成为守护生命安全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