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人分军、民、匠、灶」，军户和匠户目前研究的比较多了，但是为什么还有诸如儒户、医户、阴阳户、站户、捕户等等奇奇怪怪的户籍呢？
这些是否属于具有种姓制的嫌疑？他们的日常管理和所承担的职能又是怎样？捕户是捕快捕役吗？不是说他们属于贱籍而不允许参加科举吗？为什么有的进士是捕户呢？
这就涉及到明朝的户籍制度。
明朝的户籍制度将全体国民编入不同的“户役”，它的核心原则是 “配户当差”，也就是每户被划定一种职业身份，并世代为国家承担相应的特定赋役。
这不仅仅是职业登记，更统治集团对人民的一种人身控制和资源征调体系。
明朝户籍的分类有以下几种：
1. 民籍
这是明朝的主体户籍，主要职责是承担国家田赋、正役和杂泛差役，是朝廷财政收入和基层劳力的主要来源。
组成人员主要为自耕农、佃农、地主及普通城镇居民。根据田产多寡（粮额）划分户等（如三等九则），承担不同等级的徭役。
由户部以及地方州县管理，生活相对自由，但被束缚于土地，需无偿服各种劳役（如修河、运粮、官府杂差）。
2. 军籍
这一类人的职责是世代为兵，承担征战、戍守、屯田三大任务，明朝实行“卫所制”，军户世袭，不得脱籍。
组成人员是在卫所服役的主力军人，军户家庭中协助正军（提供装备、劳力）或在原籍从事生产的男丁。其中的军匠是隶属军籍的工匠，负责制造军器。
由兵部、五军都督府、各卫所指挥使司管理，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生活艰苦。正军需携带家属赴卫所定居，逃亡者众。
3. 匠籍
这个群体的人员世代为官府提供手工业劳动和服务，保障宫廷与官府所需器物制造。
例如住坐匠需常住京师或地方官办作坊，每月服役十天，有微薄月粮、直米；
轮班匠需按工种分批轮流到京师或指定地点服役，每三年或数年一班，为期三个月，无报酬，自负往返盘缠；
存留匠则留在本地府县官办工场服役的工匠。
这类人员由工部（主导）内府监局（宫廷所需）管理，他们的人身束缚强，轮班匠负担尤重。明中期后逐渐实行 “班匠银” 制度，允许匠户纳银代役。
4. 灶籍
这个群体的成员专门从事官盐的生产和运输。是最为困苦的户籍之一。
他们需要在指定的盐场（如两淮、两浙盐场）劳作，包括煮盐、晒盐、运输等。按定额缴纳“盐课”（食盐产量）。
由户部（盐政）、各盐课提举司/盐运司管理，他们的社会地位极低，生活极端贫困。受官府和盐商双重剥削，逃亡现象严重，常被称为“盐丁”。
5. 其他专业户籍
这些人员是为满足皇室、贵族及官府特定需求而设，服务性质强。
乐户：从事官妓、礼仪奏乐等，社会贱民，世代承袭。
医户：为官府提供医疗服务，可开诊所。
僧籍/道籍：归僧录司/道录司管理，免普通徭役，但受严格管控，需度牒。
儒户：生员（秀才）及其家庭，享部分徭役优免。
弓兵籍、铺兵籍、站户等：负责地方治安、公文传递、驿站服务等杂役。
他们由礼部（乐、僧、道、医）、兵部（站、铺）、地方州县等管理，其中除儒户外，多数地位不高，被限定在狭窄的职业范围内，世代相传。
6. 官籍
这个群体是成员是在职及致仕官员的家庭。他们主要享有徭役优免特权（按品级减免田赋以外的差役），是重要的政治经济特权阶层。
由吏部/礼部管理，是明朝的社会上层，他们通过科举、恩荫等途径进入，但一旦获官，家庭即入此籍，享受特权。
元朝末年，土地兼并严重，流民四起，管理混乱。
朱元璋理想中的社会是“四民各守其业”，百姓固定在土地上，社会井然有序，便于管理。严格的户籍是实现这一“超稳定结构”的基础。
因为元朝已有明确的职业户计制度（如民户、军户、匠户、站户等），朱元璋继承了这一“诸色户计”的思路，并加以系统化和强化。
因为大明帝国也需要稳定的兵源（军籍）、财政收入与劳力（民籍）、官营手工业产品（匠籍）、战略物资食盐（灶籍）。
他认为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将人按功能“钉”在这些岗位上，世代服役，确保供给。
同时王朝也许需要一支庞大且稳定的常备军。世袭军户制能保证兵员自给自足（兵农合一），且将领与士兵分离（兵部调兵，都督府统军），防止形成私人武装。
户籍册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正式推行，每十年重新编造，详细登记每户的人口、田产、职业。
以户为单位，按“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形式记录变动，类似人口与财产的动态台账。
册籍一式四份，分存户部、布政司、府、县，中央与地方互为核对。
将乡村每110户编为一里，设里长；每10户为一甲，设甲首。
里长负责户籍管理、赋役征派和地方治安，形成基层自治与官治结合的网络。
朝廷通过黄册（户口）与鱼鳞图册（土地）绑定，将人口和土地财产牢牢掌控在朝廷手中，能确保赋税和徭役的源头清晰、征收稳定。
在经历大规模战乱后，这套制度有效将流民重新安置到土地和生产岗位上，使社会经济得以快速复苏。
卫所军户为明朝前期开疆拓土（如北伐蒙古、经略云南）和防御（如修建长城、沿海备倭）提供了稳定的兵力。
官营匠户制造了精美的瓷器、丝绸、军工器械，支撑了宫廷消费和国防；灶户保障了国家垄断的盐税收入。
里甲制具有基层自治性质，许多征税、治安、教化职能由里长、老人承担，减少了朝廷的行政成本。
明初的严密组织，为“洪武之治”和“永乐盛世”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人力资源，支持了郑和下西洋等壮举。
但是在这套制度之下，人的命运在出生时就被决定，极大压抑了个人才能和职业选择的自由，阻碍了社会阶层流动和技术创新。
军户、匠户、灶户地位低下，生活困苦，形同国家的“农奴”，逃亡现象贯穿整个明朝。
十年一造的黄册，到中后期因土地兼并、人口逃亡、官吏腐败，变得严重失实，成为一纸空文。编造黄册本身成了劳民伤财的“纸面工程”。
里甲制因富户勾结官吏逃避赋役，导致负担不均，贫户破产逃亡，里甲组织名存实亡。
不堪重负的各类户籍人口大量逃亡，形成庞大的流民群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成化年间荆襄流民大起义）。
军户逃亡导致卫所空虚，战斗力锐减，明朝后期不得不依赖募兵（如戚家军）来作战，卫所制名存实亡。
匠籍制度束缚了顶尖手工业者的自由，抑制了民间手工业的创新和市场活力。
更因为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完全无法适应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大发展和城镇化的需求。
僵化的世袭制阻碍社会流动，加剧阶层固化，严格管制催生了大量隐匿人口（如佃仆、奴仆），社会矛盾积累，最终将大明王朝带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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