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知道陈赓大将性格开朗，是革命队伍中出了名的“开心果”，他幽默风趣，常常说出让人难以回答的玩笑。
不过，在1956年，这位将军却被毛主席一句话问的哑口无言，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那是一场聚会，台下坐的都是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毛主席穿着朴素的中山装，和身边的老战友们时不时低声说笑，眼角眉梢都是轻松的笑意。
演出落幕，掌声还没散尽，开国大将陈赓就按捺不住性子，拽着身边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男人往毛主席身边挤。这人看着斯文，眉宇间却带着几分江湖气，正是刚从香港回到北京不久的唐生明。
陈赓嗓门洪亮，带着湖南人特有的豪爽：“主席！给您介绍下，这是唐生明，我当年在黄埔最好的兄弟！秋收起义那时候，咱工农革命军的枪，不少都是他偷偷送的！”
毛主席放下手里的茶杯，目光落在唐生明身上，先是微微颔首，随即露出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他没接陈赓的话，反而反问了一句：“陈赓啊，你光说他是你兄弟，那你知道，他是我什么人吗？”
这话一出，陈赓当场就愣住了。他瞅瞅毛主席，又瞅瞅唐生明，满脸的不可置信：“主席，您二位……早就认识？”
唐生明上前一步，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眼眶微微泛红。他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声音里带着几分哽咽：“主席，我是您当年在湖南一师附小教过的学生。那年头，我还是个调皮捣蛋的毛头小子，晚上睡觉总蹬被子，还是您夜夜起来给我盖呢。”
一句话，把时间拉回了几十年以前的长沙。
那是1920年的秋天，27岁的毛主席刚从北京、上海辗转回到长沙，褪去了京城的风尘，应聘成了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
那时候的他，已经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心里装着改造中国的大志向，但眼下要做的，却是管好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
在这群孩子里，14岁的唐生明绝对是最让老师头疼的一个。
唐生明出生在湖南东安的望族唐家，祖父是清朝的广西提督，父亲当过湖南省实业司司长，大哥唐生智更是日后威震一方的北伐名将。
家里有势有钱，唐生明从小就养出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读私塾的时候就敢顶撞先生，进了一师附小，更是领着一群同学爬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把课堂纪律搅得一团糟。
老师们提起唐生明就直摇头，都说这孩子是块扶不上墙的烂泥，长大了准是个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唯有毛主席不这么看。他发现这孩子虽然调皮，却脑子灵光，学东西一点就透，只是缺了点引导，缺了点对“正确”的认知。
毛主席没像其他老师那样板着脸训斥，反而做了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让唐生明搬到自己的宿舍住。
那时候的学校宿舍条件简陋，一张硬板床，一套桌椅，就是全部家当。毛主席和唐生明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夜里总能感觉到身边的少年把被子踢得精光。他便一次次起身，轻轻给这个调皮的学生盖好被子，生怕他着凉生病。
白天上完课，毛主席又领着唐生明去岳麓山散步，给他讲《新青年》上的文章，讲救国救民的道理，讲那些为了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故事。
唐生明一开始听得不耐烦，可看着毛主席那双充满热忱的眼睛，听着那些闻所未闻的新鲜观点，渐渐就入了迷。他开始主动跟着毛主席读书写字，不再逃课捣蛋，甚至在全校的作文比赛里拿了名次。
这段师生缘分虽然只维持了一年多，但却在唐生明心里刻下了一辈子的烙印。多年后，他回忆起那段日子，总说：“毛教员不是在教我读书，是在教我做人。没有他，我这辈子说不定真就浑浑噩噩过去了。”
离开一师附小后，唐生明的人生轨迹拐了个弯。1924年，他进了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在湘军里当了个上尉参谋。两年后，大哥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军，派他去广州联络，机缘巧合之下，唐生明成了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
也就是在黄埔，他遇上了改变自己后半生命运的兄弟：陈赓。
那时候的陈赓，已经是黄埔一期的风云人物。他东征时救过蒋介石的命，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在军校里威望极高。唐生明初来乍到，又是名门之后，难免有些傲气，可偏偏对陈赓心服口服。
陈赓比唐生明大几岁，又是湖南老乡，见这小师弟性格爽朗，为人仗义，心里也喜欢。两人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兄弟，同吃同住同训练。
黄埔军校的纪律严得很，唐生明偶尔犯浑，偷偷开蒋介石的游艇去江上玩，被长官发现后，都是陈赓站出来替他打圆场，才免了一顿处分。
那时候的黄埔校园里，国共两党的思想交锋激烈，陈赓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唐生明虽然身在国民党阵营，却对共产党的主张颇有好感。他看不惯蒋介石的独裁做派，更佩服陈赓那种为了理想奋不顾身的劲头。
1926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陈赓当场就公开了自己的党员身份，愤然退出国民党。这一举动把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扬言要收拾陈赓。
唐生明得知消息后，连夜给陈赓递消息，让他赶紧离开蒋介石的势力范围，还偷偷塞给他一笔路费。
陈赓走后不久，唐生明从黄埔毕业，跟着大哥唐生智参加北伐，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前敌总指挥部警卫二团的团长。他的仕途一帆风顺，可心里始终记挂着陈赓，记挂着那些共产党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昔日的黄埔同窗，转眼就成了刀兵相向的敌人。
就在这人人自危的时刻，唐生明却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那年秋天，毛主席正在湖南筹备秋收起义，最大的难题就是缺枪少弹。起义部队大多是农民武装，手里拿的不是大刀长矛，就是老旧的土枪，别说和国民党正规军对抗，就连自保都成问题。毛主席愁得整夜睡不着觉，思来想去，想到了自己那个当过团长的学生唐生明。
一封简短的求助信，通过秘密渠道送到了唐生明手里。
唐生明看完信，没有丝毫犹豫。他知道，这一脚踏出去，就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赌上了。一旦被蒋介石发现，别说官位不保，脑袋都可能搬家。可他想起当年毛主席给他讲过的那些道理，想起陈赓为了信仰奋不顾身的样子，咬咬牙，下定了决心。
他以“部队演习需要补充装备”为借口，从兵工厂调出300多支崭新的汉阳造步枪，还有上万发子弹。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亲自带着一个连的士兵，押着军火坐火车赶往浏阳。
一路上，遇到国民党特务盘查，他就亮出兵团的公文，沉着应对，硬是把这批救命的军火，安全送到了秋收起义部队的手里。
这批枪，后来跟着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成了红军初创时期的 “家底”。毛主席后来多次提起这件事，说唐生明是“冒着杀头的风险，给革命送来了及时雨”。
送走军火没多久，唐生明又听到了一个消息：陈赓在南昌起义中腿部重伤，正在上海的医院里养伤，处境十分危险，国民党特务正满城搜捕他。
唐生明心急如焚，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连夜赶往上海。他动用自己的人脉，把陈赓转移到了一家隐蔽的私立医院，还包揽了所有的医药费。那段时间，他隔三差五就去医院探望陈赓，怕特务发现，就乔装打扮成商人，提着食盒，装成探望亲戚的样子。
在上海的日日夜夜里，两人挤在病房的小床上，聊黄埔的日子，聊革命的未来。
陈赓看着眼前这个仗义的兄弟，感慨地说：“生明，你虽是国民党的官，却比很多共产党人都有骨气。” 唐生明摆摆手：“啥党不党的，在我眼里，你是我哥，毛主席是我老师，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
这份过命的交情，成了两人一辈子的羁绊。
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生明的人生又迎来了一次重大的转折。1940年，蒋介石和戴笠找到了他，交给他一项绝密任务：潜入汪伪政权当卧底。
那时候，汪精卫已经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了伪政府，成了人人唾骂的汉奸。
蒋介石的算盘打得精：唐生明和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早年相识，又有“纨绔子弟”的名声在外，不容易引起怀疑。让他去汪伪政权，既能搜集情报，又能策反汪伪的军队，可谓是一石二鸟。
唐生明心里清楚，这趟差事就是去当“汉奸”，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遗臭万年。可国难当头，他没有退缩，带着妻子徐来，毅然去了南京。
在汪伪政权的日子里，唐生明把“纨绔子弟”的戏演得炉火纯青。他每天睡到日上三竿，下午要么去茶馆听戏，要么和汉奸们打牌喝酒，晚上就出入歌舞厅，把一副“胸无大志、贪图享乐”的样子演得活灵活现。
汪精卫和周佛海果然被他骗了，对他放下了戒心，还任命他为清乡委员会招抚整编委员会主任委员。
唐生明借着这个身份，一边搜集日伪军的情报，偷偷传递给重庆和延安；一边暗中保护地下党员和爱国志士，帮他们躲过日军的搜捕。
1943年，汉奸李士群权势滔天，残害了不少抗日同胞。
唐生明瞅准机会，巧妙地挑拨李士群和日本人的关系，最后借日本人的手，除掉了这个大汉奸。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连日本人都没怀疑到他头上。
在汪伪政权卧底的几年里，唐生明顶着“汉奸”的骂名，忍辱负重，为抗日救亡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从来没跟人炫耀过这些事，就连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不知道他暗地里做了这么多大事。
抗战胜利后，唐生明的卧底身份才得以公开。
蒋介石为了表彰他，任命他为国防部中将部员。可唐生明早就看透了蒋介石的独裁本质，对这个职位毫无兴趣。他表面上应付着，暗地里却开始联络那些不满国民党统治的将领，为和平解放做准备。
1949年，解放战争的炮火已经烧到了湖南。长沙城内，特务密布，气氛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唐生明借着经商的名义回到长沙，秘密找到了一心想要起义的陈明仁。两人在密室里彻夜长谈，敲定了湖南和平起义的细节。
为了确保起义顺利进行，唐生明做了周密的安排：他让心腹黄克虎担任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掌握起义的指挥权；又冒着生命危险，去面见湘鄂赣边区“剿匪”总指挥傅正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服他加入起义的队伍。
最惊险的一次，是白崇禧得知湖南要起义，下令炸毁捞刀河大桥，企图阻止解放军南下。唐生明得知消息后，连夜派人赶到大桥，故意放慢炸桥的进度，还制造出大桥已经被炸断的假象。
等到解放军赶到时，大桥基本完好，为大军顺利南下打开了通道。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唐生明作为发起人之一，在起义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消息传来，长沙城内的百姓敲锣打鼓，欢呼雀跃。唐生明站在街头，看着一张张笑脸，眼眶湿润了。他知道，自己这么多年的隐忍和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湖南解放后，唐生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副司令员。可他却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使命，只想过几天安稳日子。这年冬天，他辞去了军职，带着家人去了香港经商。
在香港的日子里，唐生明也没闲着。他利用自己的人脉，联络那些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劝说他们回到大陆，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
1949年11月，香港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人员起义归国，背后就有唐生明的奔走和斡旋。
1956年，唐生明结束了在香港的生意，带着妻子回到了北京。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对他的归来表示热烈欢迎，任命他为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
于是，就有了那场意外的重逢。毛主席握着唐生明的手，笑着对身边的人说：“生明这孩子，当年调皮得很，晚上睡觉总蹬被子，我一夜得给他盖好几次。没想到啊，几十年过去了，他还记着我这个老师，还为国家做了这么多好事。”
陈赓在一旁哈哈大笑：“主席，您可真是深藏不露！我还以为我和生明是最早认识的，没想到您才是他的‘启蒙老师’！”
怀仁堂里的笑声此起彼伏，温暖而热烈。
往后的日子里，唐生明在北京安了家。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积极参与统战工作，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奔走呼号。晚年的他，喜欢和老朋友们聚在一起，聊聊过去的日子，聊聊黄埔的风云，聊聊那些为了理想奋斗的岁月。
1987年10月24日，唐生明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他的葬礼规格很高，许多当年的老战友、老同事都来为他送行。
唐生明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出身名门，却不甘于做个纨绔子弟；他身在国民党阵营，却始终向着光明；他当过“汉奸”，却为抗日救亡立下大功；他不是共产党员，却为新中国的建立倾尽了心力。
他的故事，串联起了一段跨越党派的情谊，也串联起了一个普通人在大时代里的坚守与担当。
就像毛主席评价的那样：“生明是个有良心的人，是个讲义气的人。”
而这份良心与义气，正是那个动荡年代里，最珍贵的底色。
热门跟贴